劳动者间的逐底竞争

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体系。我们可以用法律的形式在纸面上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规定了法定工时，规定了加班工资，但与此同时，我们却用物价的形式在事实上规定了一个劳动者要想真的能够生存下去，那么就必须心甘情愿的加班加到资本家满意的程度为止。过去的鞭子是有形的，现代的鞭子是无形的。

我们上面说到，我们这个社会的劳动关系是建立在少数垄断就业岗位的寡头雇主对茫茫多的零散劳动者这样一种不平等的基础之上。在这种不平等关系下，零散的劳动者陷入一种“逐底竞争”的囚徒困境：雇主选择的，永远是能够满足工作需要的劳动者中报价最低的一位。所以，理论上来说，工资标准应该是被压到上面说到的能够坐稳“三个奴隶”的最低限度。

但实际上，这个限度被大大突破了。因为在我们这个社会，一些条件使得劳动者能够进一步把报价压低。。正所谓“不逼一把永远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多有钱”，由于计划生育下漏斗形的人口结构，“六个钱包”买房成为新常态，这降低了资本家开出工资标准的下限。原本资本家要雇佣劳动者“996”，开出的工资好歹得让人家能买得起房，至少也要租得起房，但是，“两个钱包”做不到的事情，上一代“四个钱包”补了上去。不光是买房，上一代还要负担起子女的育儿，把本应由企业买单的员工育儿成本又揽到了自己身上。

说完了住宿和育儿，还要加一个，通勤。按照市场经济正常的发展逻辑，一线城市的膨胀会碰到市场的制约：房租的上涨带动工资的上涨，通勤时间的上升带动劳动时间的下降，当工资上涨、工时下降给企业带来的成本上升大于一线城市的集聚效应给企业带来的效益增长时，一些企业就会选择远走他乡。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上面已经说到，住宿的压力完全转嫁给劳动者及其家属，通勤也是如此。劳动者为了能够挤掉自己的同行，只能越住越远以便能够降低住房成本，从而开出更低的价码以保住工作。

结果，“不逼一把永远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多能干”，在一线城市周边的一些地方，比如说河北的燕郊，一些进京务工人员父母甚至凌晨起来帮子女排队等公交。如此全家上阵，目的是既享受燕郊的低房租，又享受公交的低成本，最后能够用更低的报价压倒竞争者，保住自己的饭碗。而在另一端，劳动者竞争的结果，是老板在一线城市能够以更低的成本雇佣到合适的员工，同时又能享受到一线城市的集聚效应。

在平等的雇佣关系下，资本家买到的是劳动者额定的工作时间。所以，事实上的不平等关系被掩盖在形式上的公平交易之中，还需要马克思这样的天才写三本书去揭示出来。而在不平等的雇佣关系下，资本家买到的是劳动者除了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也就是吃喝拉撒睡以及赶地铁以外的全部时间，还有劳动者家人相当部分的时间。

单个劳动者，做一个“奋斗逼”，或许暂时能够提高一点收入，但作为整体的劳动者，靠拼命工作，是提高不了收入的。提高的只是老板的收入。与此同时，“996”工作制下，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那么剩余出的一个人恰好变成HR手里的一张求职简历，成为“你不干有的是人排队干”这句话里那个排队的人。所以，在不平等的雇佣关系下，劳动者越是拼命挣扎，雇佣关系就变的更加不平等。

所以说，在少数垄断就业岗位的寡头雇主对茫茫多的零散劳动者这样一种不平等关系下，劳动者只能争相把自己的家底掏空。不仅要掏空自己，而且要掏空全家。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我们讲奉献，顶多就是讲“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现在市场经济时代我们要讲的是“坑了自身坑父母，坑不了父母断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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