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保险人T女士（化名）早年投保了一份终身重疾险。合同所附的“重大疾病列表”中，明确包含了“恶性肿瘤”这一大类，并在释义部分对“恶性肿瘤”进行了定义，通常描述为“恶性细胞不受控制地进行性增长和扩散，浸润和破坏周围正常组织，可以经血管、淋巴管和体腔扩散转移到身体其它部位的疾病”。列表下方一般会以列举方式排除一些特殊情况，如部分早期恶性肿瘤。
多年后，T女士因异常子宫出血就医，经诊断性刮宫及病理检查，被确诊为“子宫内膜样腺癌（中分化）”，属于明确的妇科恶性肿瘤。诊断明确后，T女士接受了手术治疗。术后，她依据保险合同向保险公司申请重大疾病保险金理赔。
然而，保险公司的理赔结论令人愕然。其出具《拒赔通知书》称：经审核，T女士所患的“子宫内膜癌”并未出现在本公司本合同“重大疾病列表”所具体列明的疾病名称之中。虽然列表包含“恶性肿瘤”，但公司内部解释认为，该“恶性肿瘤”的范围需以列表明确列出的癌种为准，或需符合其内部更狭窄的解释。因“子宫内膜癌”未被单独列出，故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不予赔付。
争议焦点：合同中的“恶性肿瘤”是开放性的疾病类别，还是封闭性的列举项目？
本案的争议点直指重疾险条款设计的模糊地带与解释冲突：当保险合同在“重大疾病列表”中载明了“恶性肿瘤”这一类别并给予定义，但未详尽列出所有具体癌种时，“恶性肿瘤”的保障范围应如何界定？被保险人罹患的、符合医学定义和合同释义的明确恶性肿瘤，是否仅因未被“点名”而排除在保障之外？
保险公司采取了极端狭隘的文义解释，将“恶性肿瘤”这一类别名，偷换概念为一个需要二次确认的“子列表”。
君审律所律师则从合同解释的基本原则和保险保障目的出发，进行了强有力的反驳：
- 紧扣“恶性肿瘤”的合同定义与医学本质：律师首先援引保险合同自身对“恶性肿瘤”的定义。该定义描述的是恶性细胞的生物学行为特征，这是一个科学的、类别化的定义，而非一个具体的疾病名称清单。T女士所患的“子宫内膜样腺癌”，其病理学特征完全符合该定义：恶性细胞、不受控制增长、浸润性、有转移潜能。因此，从合同文义本身出发，子宫内膜癌已毫无疑问地被涵盖在“恶性肿瘤”的定义之内。
- 揭示保险公司解释的逻辑谬误与不公：律师指出，保险公司的解释——“列表未列明则不赔”——是将“重大疾病列表”曲解为一个封闭的、穷尽的枚举清单。这与列表通常采用的“类别+定义+除外”的行业通行结构相悖。世界上恶性肿瘤种类繁多，任何保险合同都无法也无必要全部列出。保险公司的做法，实质上是利用其单方制定的格式条款，不合理地限缩了“恶性肿瘤”这一核心责任的保障范围，将符合其自身定义的疾病排除在外，免除了其应承担的主要义务，根据《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七条，此类条款应属无效。
- 运用“合理期待原则”进行解释：律师强调，从一个普通投保人（T女士）的合理期待出发，购买重疾险特别是包含“恶性肿瘤”保障的重疾险，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应对像“子宫内膜癌”这样明确的、严重的、危及生命的癌症风险。当她确诊如此严重的癌症时，却被告知因“名称未在列表”而无法获赔，这完全颠覆了其投保时的合理期待，将使保险保障失去意义。
- 参照行业惯例与司法趋势：律师向法庭说明，在保险行业通行的《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及普遍的理赔实践中，“恶性肿瘤”作为一类疾病进行赔付是基本原则，判断标准是是否符合定义，而非是否在某个非穷尽的示例清单中。司法实践中，对于此类争议，法院普遍倾向于支持被保险人，以维护保险合同的公平性和保障功能。
诉讼过程与法院判决
在广州市法院的庭审中，君审律所律师的核心证据是T女士的病理诊断报告，该报告是恶性肿瘤诊断的“金标准”。律师将病理报告与保险合同中的“恶性肿瘤”定义逐条比对，证明其完全吻合。同时，律师提供了其他类似生效判例及行业规范，论证保险公司解释的不合理性。
法院经审理，完全采纳了代理律师的观点，作出了旗帜鲜明的判决：
- 法院认为，保险合同对“恶性肿瘤”有明确的定义。T女士所患的“子宫内膜样腺癌”，经病理诊断证实，其性质完全符合合同约定的“恶性肿瘤”定义。
- “重大疾病列表”中对疾病名称的列举，不应理解为对“恶性肿瘤”等类别化疾病保障范围的限制。只要所患疾病符合合同对该类疾病的定义，即应属于保险责任范围。
- 保险公司以疾病名称未在列表中明确列出为由拒绝赔付，是对格式条款的片面且不合理的解释，限制了被保险人依法应享有的主要权利，该解释不予采纳。
因此，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向T女士支付重大疾病保险金3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