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肇事罪与危险驾驶罪的司法实践争议焦点
此前已覆盖财产类、职务类等罪名，接下来聚焦交通肇事罪与危险驾驶罪——二者均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的“马路犯罪”，前者是过失犯罪且多以实害结果为入罪要件，后者是故意犯罪且属行为犯，司法实践中因行为场景交叉（如醉驾肇事），争议焦点集中且易混淆，具体如下：
一、交通肇事罪：核心争议焦点
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属过失犯罪，核心争议围绕责任认定、因果关系等展开。
1.事故责任的划分争议
交通肇事罪的入罪前提是行为人承担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但交警部门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并非绝对司法依据，控辩双方常就此辩论：
例如：雨天路滑时，甲驾驶机动车与闯红灯的行人乙相撞致乙死亡，交警认定甲负主要责任（未保持安全车速）。辩方可举证：乙闯红灯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甲的车速仅略超限速且已紧急制动，应重新划分责任为“同等责任”，从而不满足入罪条件（同等责任需死亡3人以上才入罪）。
争议延伸：醉驾、无证驾驶等“高危行为”虽会影响责任认定，但并非必然导致主责/全责；若被害人存在故意碰撞（如碰瓷），行为人甚至可能无责，不构成犯罪。
2.“逃逸”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界定争议
这是交通肇事罪的核心加重情节，认定分歧极大：
普通逃逸：指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现场，争议点在于“逃离目的”——若行为人因害怕被被害人亲属殴打而暂时离开现场，后主动报警并返回，可能被认定为“避险行为”而非逃逸；若离开后隐匿行踪、更换联系方式，则必然被认定为逃逸。
因逃逸致人死亡：需满足“逃逸行为与被害人死亡存在因果关系”。例如：甲肇事致乙重伤，因逃逸未及时送医，乙因失血过多死亡，构成“因逃逸致人死亡”（量刑7年以上）；但如果乙被撞时已当场死亡，甲逃逸则不适用该加重情节，仅构成普通交通肇事罪（3年以下）。
争议场景：行为人肇事逃逸后，第三方车辆再次碾压致被害人死亡，此时需区分“第一次撞击是否致命”——若第一次撞击已致濒死，逃逸与死亡无直接因果关系，不认定为“因逃逸致人死亡”。
3.特殊主体与责任认定争议
“二次撞击”的定性：甲肇事致乙倒地后，为掩盖罪行倒车碾压乙致其死亡。控方会主张构成交通肇事罪与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前行为过失，后行为故意）；辩方可能辩称后行为是“慌乱中操作失误”，仅构成交通肇事罪的结果加重犯。
乘车人/车主的责任：车主明知驾驶人醉驾仍出借车辆，或乘车人指使驾驶人逃逸，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共犯。例如：丙明知丁醉酒，仍让丁开车送自己回家，丁肇事致1人死亡，丙可能被认定为共犯；但如果丙只是乘车且未干预驾驶，通常不承担刑事责任。
4.与过失致人死亡罪的界限争议
核心区别在于是否发生在“公共交通管理范围”内：
例如：甲在封闭的小区内驾车，因操作不当撞死散步的老人。控方若主张小区道路属于“公共交通范围”（允许社会车辆通行），会以交通肇事罪指控；辩方则可举证小区已封闭管理，仅允许业主车辆进入，属于“私人领域”，应定过失致人死亡罪（量刑与交通肇事罪相近，但罪名性质不同）。
二、危险驾驶罪：核心争议焦点
危险驾驶罪是指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的行为，属故意犯罪（对危险行为明知），争议多围绕行为认定、入罪标准展开。
1.醉驾中“血液酒精含量”的认定争议
检测时间与结果的关联性：行为人醉驾后逃逸，2小时后被抓获，血液酒精含量为85mg/100ml（醉驾标准为≥80mg/100ml）。辩方可主张：2小时内酒精已代谢，案发时实际含量可能远超标准，但也可能辩称“代谢后仍接近标准，案发时可能未达醉驾”，申请重新鉴定或排除证据。
“隔夜醉驾”的定性：甲前一晚饮酒，次日清晨驾车时血液酒精含量仍达82mg/100ml。控方主张只要驾驶时血液酒精含量达标即构成犯罪；辩方可能以“主观上不明知仍处于醉酒状态”为由抗辩，但司法实践中通常以客观检测结果为准，该抗辩难以成立。
2.“道路”范围的界定争议
危险驾驶罪的“道路”需符合“公共性”，即允许社会车辆通行的场所，争议场景包括：
封闭施工路段：甲在夜间封闭施工的高速公路上醉驾，因路段已禁止社会通行，可能不认定为“道路”，不构成危险驾驶罪；但如果施工路段仍有行人、施工车辆通行，仍可能被认定为“道路”。
小区、停车场：开放型小区（允许外部车辆进入）的道路属于“道路”，但封闭管理的小区内道路，若仅允许业主通行，通常不认定为“道路”，醉驾行为可能被治安处罚而非刑事追责。
3.与交通肇事罪的转化争议
醉驾后发生重大事故，可能从危险驾驶罪转化为交通肇事罪，争议点在于“因果关系”：
例如：甲醉驾时血液酒精含量120mg/100ml，驾车时正常行驶，乙突然闯红灯撞向甲的车辆，致乙死亡。控方可能主张甲醉驾与事故有关，构成交通肇事罪；辩方可举证事故完全由乙闯红灯导致，甲的醉驾行为与死亡结果无因果关系，仅构成危险驾驶罪。
转化关键：若醉驾行为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如因醉酒导致操作失误），则定交通肇事罪；若事故由第三方过错导致，醉驾仅为“违法行为”，则仍定危险驾驶罪。
4.量刑情节的争议
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为“拘役，并处罚金”，但以下情节易引发量刑分歧：
自首与认罪认罚：行为人醉驾后主动报警、配合调查，控方可能建议从轻处罚（如拘役1个月）；但如果有逃逸、抗拒检查等情节，可能从重处罚（如拘役3个月）。
特殊人群：出租车司机、校车司机醉驾，因涉及公共安全，通常从重处罚；而行为人因紧急送医（如亲属突发疾病）醉驾，且未造成危害后果，可能被认定为“情节轻微”，适用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罚。
5.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界限争议
核心区别在于“主观心态”（间接故意vs过失）和“行为危险性”：
例如：甲醉驾后以150km/h的速度在市中心闯红灯，连续撞坏多辆车辆，未造成人员死亡。控方可能主张其行为具有“放任公共安全受损”的间接故意，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量刑3年以上）；辩方则可辩称甲仅为“过于自信的过失”，应定危险驾驶罪或交通肇事罪（量刑更轻）。
区分关键：若行为人醉驾时实施“飙车、闯红灯、逆行”等极端危险行为，且对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更倾向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若仅为普通醉驾，无主动危害行为，多认定为危险驾驶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