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窃罪作为高发财产类罪名，刑法中除普通盗窃外，还规定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等特殊情形，司法实践中因行为方式多样、构成要件认定复杂，争议焦点较多，具体结合法律规定和实务案例梳理如下：

特殊盗窃情形的界定争议

这是盗窃罪最核心的争议领域，涵盖多种特殊盗窃类型的认定：

入户盗窃的“户”的范围：争议集中在对“供他人家庭生活、与外界相对隔离”这一核心特征的判断。比如员工集体宿舍、临时租住的工地板房、商住两用的店铺，控方可能主张集体宿舍属于居住场所应认定为“户”，但辩方可提出宿舍人员流动性大，不具备家庭生活的私密性，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户”。此外，合法进入住宅后临时起意盗窃，也会因不符合“非法入户”的前提，引发是否属于入户盗窃的争议。

携带凶器盗窃的“凶器”认定：关键在于区分普通作案工具与凶器。依据相关司法解释，管制刀具等属于明确的凶器，但像菜刀、铁棍等日常用品是否属于凶器，需结合携带目的判断。例如行为人携带菜刀进入超市盗窃，控方可能以菜刀具有杀伤性为由主张构成携带凶器盗窃；辩方可举证该菜刀是行为人买菜后随身携带，并非为盗窃准备，不应认定为凶器。同时，若凶器未被行为人紧密控制，如放在路边车内而未随身携带，也会引发是否属于“携带”的争议。

多次盗窃的次数计算：司法解释明确2年内3次盗窃为多次盗窃，但对“次”的认定存在分歧。比如行为人在同一幢办公楼连续撬窃三间办公室，控方可能认为是一次盗窃行为，而辩方可主张每间办公室是独立空间，应认定为多次盗窃。另外，多次盗窃是否要求每次行为均达一定危害程度也有争议，如行为人2年内3次盗窃铅笔、橡皮等小额物品，控方可能按次数认定构成犯罪，辩方则可依据刑法“但书”条款，主张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

窃取行为的秘密性争议

传统理论认为盗窃罪需“秘密窃取”，但司法实践中对公开窃取是否构成盗窃罪存在争议。例如被害人因胆小，明知行为人在拿走自己的财物却不敢制止，或行为人在被害人伤病无法反抗时，公然拿走其财物。控方通常主张只要以平和手段非法占有财物即构成盗窃；而部分观点会纠结于行为未秘密实施，引发争议。目前主流观点已认可公开窃取可构成盗窃罪，争议更多转向行为是否属于“平和手段”，若行为带有轻微胁迫则可能跨界到抢夺罪，这也进一步加剧了认定分歧。

犯罪形态的既遂与未遂争议

普通盗窃常以“失控说”作为既遂标准，即被害人失去对财物的控制为既遂，但入户盗窃等特殊情形的形态认定争议较大。例如王某潜入他人家中盗窃时被当场抓获，控方可能认为入户盗窃侵犯了住宅安宁权，只要实施入户并着手盗窃就构成既遂；辩方可依据盗窃罪本质是财产犯罪，主张未窃得任何财物时，被害人财产权未受损，应认定为未遂。此外，若盗窃的是有价证券等特殊财物，其既遂标准也会因是否可即时兑现，引发控辩双方对既遂节点的争议。

主观层面：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争议

与诈骗罪类似，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易产生分歧，尤其在民事纠纷与盗窃的边界案件中。例如甲借用乙的贵重物品后，因债务纠纷迟迟不归还，乙多次索要时甲仍拒不返还。控方可能以甲拒不返还的行为，推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构成盗窃罪；辩方可举证双方存在民事债务纠纷，甲的行为是为抵债，并非非法占有，应属于民事侵权而非刑事犯罪。另外，行为人误将他人财物当作自己的财物取走，事后发现却未归还，控辩双方也会围绕其事后行为是否印证非法占有目的产生争议。

与近似罪名的界限争议

最常见的是与抢夺罪、侵占罪的区分：一是与抢夺罪，二者核心差异是是否使用暴力。如行为人趁被害人不备，一把夺走其手中手机，控方可能主张构成抢夺罪；辩方可提出行为人动作轻微，未对被害人造成人身威胁，属于平和的窃取行为，应认定为盗窃罪。二是与侵占罪，侵占罪的对象是代为保管的财物或遗忘物，而盗窃罪是他人占有的财物。例如丙将行李交给车站寄存处工作人员丁保管，丁趁机将行李内财物拿走，控方可能指控丁构成盗窃罪，辩方则可主张丁基于保管关系合法占有行李，其行为属于侵占而非盗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