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窃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

【核心概念与保护法益】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行为。其本质在于，行为人违反财物占有人的意志，以非暴力、非胁迫的平和手段，将他人占有的财物转移为自己或第三人占有。本罪保护的法益，通说认为是他人对财物的占有事实本身，其次才是所有权等本权。这意味着，即使是从小偷手中窃回自己财物的行为，也可能因侵犯了小偷对财物的“平稳占有状态”而构成盗窃罪，因为这种占有状态需要通过法定程序（如报警、诉讼）来恢复，而不能由个人擅自夺取。

【犯罪构成要件的深度剖析】

盗窃罪的成立，核心在于理解“窃取”行为，其完整链条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针对他人占有的财物→采取平和手段→转移占有。

行为对象：他人占有的财物

“占有”是理解盗窃罪的关键。它不仅指物理上的握有和控制，还包括社会观念上认可的支配状态。

事实占有：如口袋里的钱包、住宅内的物品，无论主人在场与否。

观念占有：如停放在公共停车场的自行车、暂时遗忘在餐厅座位上的手机（店主基于场所管理权形成临时占有）。将他人遗忘在公共场所的财物据为己有，可能构成盗窃罪而非侵占罪，关键在于该财物是否已完全脱离他人占有而成为“遗忘物”。若财物仍在他人实际控制范围内（如出租车内），则仍属他人占有。

财产性利益：通过司法解释，盗窃电力、天然气、网络虚拟财产等无体物也可构成盗窃罪。

行为方式：平和手段转移占有

“窃取”的核心在于“秘密性”和“平和性”。

秘密性：传统观点强调行为的秘密性，即行为人自认为未被财物占有人发觉。但现代刑法理论更侧重于行为的“平和性”，即使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如“公然盗窃”），只要未使用暴力、胁迫等手段压制被害人反抗，而仅是趁其不备取走财物，仍可成立盗窃。例如，在商场柜台前，趁售货员转身之际拿起商品就跑。

平和性：区别于抢劫罪（暴力、胁迫）和抢夺罪（公然夺取，可能致人伤亡的危险性）。盗窃行为不直接危及被害人的人身安全。

成立条件：数额与情节并重

数额较大：盗窃财物价值达到各地规定的数额标准（通常为1000元至3000元以上）。

多次盗窃：二年内盗窃三次以上，即使累计数额未达到“较大”标准。

入户盗窃：非法进入供他人家庭生活的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盗窃。无数额和次数要求，因其对公民住宅安宁和人身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携带凶器盗窃：携带枪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盗窃，或者为了实施犯罪而携带其他足以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器械盗窃。无数额要求。

扒窃：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窃取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无数额要求，因行为贴近人身，社会危害性大。

【司法实践中的复杂形态与界限区分】

盗窃罪与侵占罪的界限：核心在于行为时财物的占有状态。

盗窃：行为对象是“他人占有的财物”。

侵占：行为对象是“行为人自己合法占有的他人财物”（如保管物、委托物）或“他人的遗忘物、埋藏物”。将代为保管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是侵占；将他人暂时遗忘在自已管辖范围内的财物拿走，是盗窃。

盗窃罪与诈骗罪的界限：核心在于被害人是否有处分财产的行为和意识。

盗窃：被害人无处分意识和行为，财产转移由行为人单方完成。例如，行为人将超市低价格标签换到高价商品上，收银员按低价扫码收款。收银员无处分高价商品的意识和行为，行为人构成盗窃。

诈骗：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自愿”处分财产。例如，行为人谎称代缴费用，被害人信以为真将钱交给行为人，则构成诈骗。

天价葡萄案、天价豆苗案的启示：行为人窃取科研用葡萄、良种豆苗，其市场评估价值可能极高。此类案件引发对盗窃罪“数额”认定的思考。司法实践中，通常会综合考虑财物本身的实际价值、行为人的主观认知等因素进行认定，避免客观归罪。

【总结】

盗窃罪作为最古老、最常见的财产犯罪，其理论内涵极为丰富。从对“占有”这一核心概念的精细界定，到各种特殊行为方式（入户、扒窃等）的独立入罪，都体现了刑法对财产秩序保护的周密性。准确区分盗窃与相关罪名，要求司法者穿透行为表象，精准把握财物占有关系的转移方式与被害人意志的作用机制。在数字经济时代，对虚拟财产、数据等新型盗窃对象的认定，仍在不断挑战和丰富着盗窃罪的传统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