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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据事实与法律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一、将胡贩毒定为主犯是错误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在共同犯罪中起意贩毒、为主出资、毒品所有者以及其他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之规定，将胡定为主犯是错误的，胡应定从犯，并应减轻刑罚：1、毒资、毒源不为胡。根据胡、黄2人口供：毒资、毒源均由黄提供，这一情节没有任何分歧，但起诉书没有认定这一情节。2、贩毒所得毒赃为黄。根据胡、黄、方3人口供：黄贩毒进价150元/克，黄给胡450元/克，胡给方也是450元/克（方3月17日交代460元/克，但3月18日交代450元/克），胡未赚钱。其中贩毒1次3克得毒赃1350元胡全部交给了黄，起诉书指控胡贩毒得赃3600元是错误的；1次贩毒19.3克交易未成功，未得赃。3、犯意产生为方。根据胡、方2人口供：贩毒犯意均由方产生，其中1次是方通过李松（案卷无李笔录）找的胡，再由胡和李共同找黄；1次是方在公安机关引诱下找胡后，再由胡找黄。但起诉书没有认定这一对胡可以依法减轻处罚的重要情节。4、胡只起了次要或辅助作用。胡既未提供毒资、毒源，也未组织、策划贩毒，首先起意贩毒的也不是胡，甚至于更没有分得毒赃，这与一般贩毒趋利性的本质特征是明显不同的，胡仅仅是介于黄和方中间，从中起了一个辅助性的作用。5、胡贩毒1次5克应综合考虑。根据胡交代，其中有1次黄给胡6克毒品，450元/克，胡给方5克，仍是450元/克，胡所得毒赃2250元钱，全部交给了黄，还有1克胡用于自己吸食，情节基本同上，但黄没有交待，因此黄没有定罪，胡、工作了交代，因此双双定罪，并定为主犯。法庭应综合全案考虑，从而做出正确认定。6、胡贩毒1次3克应定共犯。方找胡要毒品，胡在黄那里拿了3克毒品交给方，胡所得赃款1350元全部交给了黄，胡未得赃款，毒资、毒源也为黄。卖出为黄，买进为方，胡介于其中，既未卖也未买，因为卖出要得赃款，买进要得毒品，两者胡均不具有，所以起诉书认定胡单独贩毒1次3克是错误的，而只能认定胡与黄或者胡与方共同贩毒，并只能定为从犯。二、19.3克为未遂，未造成损害后果，应当减轻刑罚。 受方和公安人员共同引诱，黄、胡带了19.3克毒品，从武汉开车前往仙桃找方贩卖，开始胡并不知晓黄带了多少毒品，上车后才知道。到临湘后黄给了胡9.8克，还有9.5克黄放在自己车上。胡一下车还没来得及交易就被事先布控的公安机关抓捕，19.3克毒品被当场缴获，没有流入社会，其中9.8克属于实施终了的未遂，9.5克属于未实施终了的未遂，起诉书认定了这一情节，应当减轻刑罚。 三、本案存在19.3克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应当从轻。方本来已被公安机关抓获，不可能再贩毒，根据方的交代，在公安机关的引诱下，方要胡提供毒品，使胡产生贩毒犯意；胡说搞5克，方说多搞点，又增加数量引诱。在公安机关和方的引诱下，胡找黄要求提供毒品，黄就找一个叫“哲婆”地进了20克毒品，150元/克。黄后来实际带来19.3克毒品，毒资、毒源均为黄。胡被引诱前，黄也未与胡约定贩卖该毒品。但起诉书没有认定这一重要情节，合议庭应当澄清事实，依法认定，对胡从轻处罚。本次贩毒起诉书对黄、胡已定罪，对方未定罪。四、胡揭发了同案犯共同犯罪事实，应当从轻。胡被公安局抓获后，主动交代了以前伙同黄2次8克贩毒的犯罪事实，但黄在公安机关侦查期间没有交代，后来检察院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公安机关根据胡的揭发，对黄进行了重新讯问，最后黄交代了伙同胡贩毒1次3克的犯罪事实，因此应当从轻。 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胡*在本案中大部分贩毒系从犯，主观恶性小，贩毒时间短、次数少，并有大部分贩毒未遂，尤其是本案存在犯罪引诱，毒品没有流入社会，其社会危害性大大减小，加之被告在归案后能坦白交代所犯罪行，揭发同案犯，悔罪表现明显。希望合议庭本着“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依据法定和酌定从轻和减轻情节，对被告人胡*减轻处罚，使其早日回归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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