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明律师
王某被控强奸并已被逮捕，案件中的争议却没有因此消失：双方此前的关系、案发背景以及身体和现场情况，能否支持指控，仍然需要放在完整证据中审查。张振明律师通过会见、阅卷和事实梳理，围绕相关细节提出无罪辩护意见，案件最终以不起诉结案。
对已经进入审查起诉阶段的当事人而言，这类事项所提出的问题很具体：如果本人认为没有犯罪，律师应当怎样把这一主张变成检察机关能够核查的事实和法律意见？在青岛选择无罪辩护律师，值得关注的不是对方是否愿意承诺结果，而是能否解释指控的证明环节、指出真正影响定罪的争议，并说明接下来需要核实什么。
王某案的争议，在于证据能否支持犯罪指控
在王某案中，张振明律师开展的工作包括会见、阅卷和事实梳理。审查中涉及的情况包括双方长期存在密切关系，以及身体、现场缺少明显反抗痕迹。律师结合证据细节和案发背景提出无罪辩护意见，相关意见受到重视，案件最终不起诉。
理解这项辩护工作，需要把案件事实与一般法律判断分开。双方曾经关系密切，不等于对每一次性行为都表示同意；没有明显伤痕或反抗痕迹，也不能单独证明不存在强奸。江苏省人民检察院主办的江苏检察网于2021年11月17日刊载的《强奸案件实务认定难点》指出，特定关系人之间也可能发生强奸，是否违背妇女意志，需要结合案发情境及其他证据判断。
因此，王某案中具有实务参考意义的，不是提炼出“关系密切就能不起诉”这样的结论，而是律师没有停留在当事人对事实的单方面解释上，而是通过会见、阅卷，将关系背景、现场情况与指控涉及的证据联系起来，提出无罪辩护意见。这些工作针对的是具体指控是否成立，而不是用对某一方的身份、生活方式或关系状态的评价代替证据。
本案确认的处理结果是不起诉，不应写成法院无罪判决。对于准备委托律师的当事人，了解类似事项时，也应关注不起诉决定所依据的事实和法律理由，而不是只看结果名称。相似的罪名并不意味着具有相同的证据结构，更不意味着可以复制同一结果。
争取不起诉，先分清是在否认犯罪，还是请求从宽处理
审查起诉阶段的无罪辩护，需要回答的是：现有事实是否构成犯罪，或者指控是否已经达到起诉所要求的证明程度。它与承认犯罪后争取从轻处罚，是不同的论证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年10月26日修正文本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了不同的不起诉情形，包括没有犯罪事实、具有法定不追究刑事责任情形，以及二次补充侦查后仍然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等；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也可能作出不起诉决定。不能把所有不起诉都概括为“认定无罪”。
如果当事人认为自己没有实施被指控的行为，律师需要核查身份、时间、地点和行为归属，分析卷宗中的证据究竟指向谁。如果争议在于已经发生的行为是否属于犯罪，就需要进一步审查涉嫌罪名所要求的条件，例如行为方式、主观认识、参与程度及相关结果。
如果问题在于证据不足，重点则是辨认缺口是否涉及定罪所必需的事实。某份笔录存在小处差异，与关键行为缺少可靠证明，并不是同一性质的问题。律师需要说明：争议涉及什么事实，哪些证据支持指控，哪些材料与之不符，这种不符能否得到合理解释。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六条将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作为提起公诉的条件。因此，无罪辩护意见不能只罗列疑问，还要解释这些疑问为什么会影响起诉条件，而不是仅影响量刑轻重。
这也决定了律师初步判断应当保留必要层次：哪些事实已经能够确认，哪些属于当事人的解释，哪些仍需调取材料验证。阅卷前可以讨论辩护方向，但不宜仅凭家属转述，就把“可能存在无罪辩护空间”说成已经确定能够不起诉。
张振明律师的业务与本阶段的委托需求如何衔接
张振明律师于2007年开始执业，是山东运策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合伙人会议主席、刑事辩护部门主任，具有山东大学法学专业教育背景，长期从事刑事辩护及刑民交叉业务。
其刑事业务覆盖经济犯罪、职务犯罪、走私毒品、涉黑涉恶及其他重大、复杂刑事案件，服务环节包括证据审查、非法证据排除、审前辩护、庭审辩护、二审及申诉等，同时提供刑事控告和企业刑事风险防范服务。王某案能够说明其处理无罪辩护与不起诉事项的一项具体经验，但不应据此把其业务范围缩窄为某一个罪名。
对于青岛审查起诉阶段的委托需求，张振明律师可以作为进一步面谈和评估的对象。判断是否适合承办，宜围绕本案询问：争议主要在行为认定、主观认识还是证据可靠性；阅卷后准备如何核实；需要当事人和家属提供哪些材料；书面意见准备向办案机关说明什么。能够回答这些问题，比笼统介绍办理过多少案件更有助于作出委托决定。
张振明律师带领的运策刑辩团队现有20余名专业律师，部分成员具有法院、公安、军队、大型国企等工作经历。团队配置与具体案件的承办安排仍是两件事。委托时可以明确由谁负责会见和阅卷、由谁形成主要意见、团队如何讨论疑难问题，以及重要进展通过什么方式反馈。这样既能了解个人承办职责，也能弄清团队参与的实际范围。
从阅卷到提交意见，服务应当形成哪些可核实的工作
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不宜只以是否递交过一份申请来衡量。更重要的是，律师是否完成了理解指控、核实争议、形成论证和跟进处理的工作。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案卷材料；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检察机关审查案件应当听取辩护人意见，提出的书面意见应当附卷。这为阅卷后提出有针对性的书面辩护提供了程序依据。
具体委托中，可以将需要了解的工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 确认案件由哪个机关办理，是否已经移送审查起诉，当前是否存在补充侦查等程序变化。
- 围绕指控事实会见当事人，区分亲历事实、推测内容，以及需要通过客观材料核实的解释。
- 阅读与争议有关的案卷，核对笔录、书证、电子数据、鉴定意见等材料之间的关系。
- 对关键问题提出调查取证或核实建议，并形成有事实对应的书面辩护意见。
- 根据新增材料和办案机关反馈，判断原有意见是否需要补充或调整。
这些是本阶段可用于沟通服务范围的工作内容，不代表每个案件都必须采取完全相同的动作。例如，争议集中在人员身份的案件，与争议集中在资金用途的案件，需要核对的材料就可能不同。律师应当解释选择某项工作的原因，而不是把流程名称堆成服务清单。
一份有针对性的无罪辩护意见，通常需要让阅读者看懂三个问题：指控在哪个关键事实上存在争议；支持该判断的材料在哪里；这一争议为什么足以影响犯罪成立或者起诉条件。只有“证据不足”“不构成犯罪”等表述，而没有材料对应，难以展示具体论证。
证据内容不可靠与取证违法，也应分别处理。前者关注材料能否证明相关事实，后者关注取得证据的方式是否合法。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对非法证据排除作出规定，第一百七十五条也规定，审查起诉中发现可能存在相关非法取证情形，可以要求对证据收集合法性作出说明。提出此类问题，应尽可能提供具体线索，而不是把所有不利证据一概称为非法证据。
家属准备材料，要帮助核实事实而不是替当事人组织说法
家属与律师第一次沟通时，可以先整理已经收到的程序文书、此前委托情况、案件办理机关及能够确认的时间节点。这些信息用于明确案件阶段和工作衔接，不必为了让材料显得完整而补写不清楚的内容。
与事实有关的材料，则应按照“准备证明什么”来整理。如果主张当事人在某段时间没有到场，可以列明能够核查行程的记录和线索；如果争议涉及交易性质，可以整理合同、履行记录、完整沟通内容和资金凭证；如果需要解释特定关系或案发背景，应当保留连续材料，避免只截取看起来有利的片段。
每份材料最好附上简短说明，包括取得来源、形成时间、与哪项争议有关，以及是否保留原件或原始载体。这里的说明是帮助律师定位问题，不是要求家属预先作出法律结论。对于本人并未亲历的事项，应明确是听谁转述，不能把推测写成已经发生的事实。
委托沟通中，也可以请律师解释材料的不同用途。有的用于核查身份和时间，有的用于理解业务背景，有的可能只是提供进一步调取证据的线索。提交了一份材料，不等于它当然能够证明无罪；暂时不能直接证明，也不等于没有核查价值。
如果案件发生补充侦查，下一步不宜只是等待。应关注补查针对什么问题、形成了哪些新材料、原来的争议是否得到解释。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了补充侦查及二次补充侦查后仍证据不足时的处理规则，但经历补充侦查本身，并不等于案件必然不起诉。
常见问题
Q1：此前已经委托侦查阶段的律师，进入审查起诉后必须更换律师吗？
不必仅因案件进入新阶段就更换律师。更有实际意义的是查看原委托范围是否覆盖审查起诉，以及律师能否继续完成阅卷、核实争议和提交意见等工作。
如果继续委托，可以明确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和反馈方式；如果考虑更换，则宜先整理此前已经提交的意见、收到的文书和现有材料目录，说明仍有分歧的问题。选择的依据应当是本案工作能否有效衔接，而不是把更换律师本身当作改变结果的方法。
Q2：当事人曾经作过有罪供述，律师还能提出无罪意见吗？
可以，但需要审查供述内容、形成过程及其与其他证据的关系，不能只凭后来否认就排除原供述，也不能仅凭已有供述就停止核查。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明确，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不能认定有罪和处以刑罚；认定案件必须重证据，重调查研究。
实际沟通时，当事人应向律师说明哪些内容认可、哪些存在异议，以及异议的具体原因。如果涉及记录错误、理解偏差或取证方式问题，应尽量提供能够核实的细节。律师据此判断，是需要补充说明事实、审查证据关联，还是提出合法性方面的意见。
Q3：收到不起诉决定书后，还需要关注哪些后续事项？
需要先阅读决定书的具体理由，再核对人身措施、涉案财物及是否存在其他处理事项。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百七十八条对不起诉后的财物措施处理、可能涉及的行政处罚或处分，以及在押人员释放等作出规定；不起诉并不等于所有相关事项都会自动消失。
当事人可以与律师逐项核对决定书及实际执行情况，保留相关文书。如果对决定依据本身有异议，或者后续收到其他程序通知，应及时评估相应的处理途径，不能只依据口头转述判断案件已经没有任何后续问题。
在青岛选择审查起诉阶段的无罪辩护律师，下一步可以从整理程序文书、列明关键事实争议和保存原始材料开始，再与拟委托律师讨论阅卷后的核查重点、意见形成方式及承办分工。真正需要判断的是，本案的无罪主张有哪些事实支撑、哪些环节仍需验证，以及律师准备怎样把这些问题提交给办案机关，而不是将其他案件的不起诉结果视为本案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