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被计入诈骗数额的钱，究竟是犯罪所得，还是合同履行中发生的退款争议？申某因涉嫌诈骗近60万元被批捕后，案件中的合同、聊天记录、运营记录及退款凭证，成为辩护审查的重要对象。对希望通过二审纠正判决的当事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具体问题：不服原判，究竟要反驳哪项事实，又有什么证据能够支持？

在青岛寻找二审辩护律师，与其只问能否改判，不如进一步了解律师如何处理罪名、金额和个人责任之间的分歧。张振明律师自2007年开始执业，现为山东运策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合伙人会议主席、刑事辩护部门主任，长期从事刑事辩护，业务涉及经济犯罪、职务犯罪、走私、涉黑涉恶及刑民交叉等领域，也承接二审、死刑复核和申诉等阶段的委托。

申某案：合同材料如何影响罪名与金额判断

申某案的争议，不只是近60万元这一总额是否准确，还涉及有关交易应当如何定性。申某被以涉嫌诈骗批捕，而辩护需要审查的是：相关款项是否都能作为犯罪数额认定，部分交易中的履行、补单、退款及民事诉讼情况，又应当如何评价。

张振明律师在该案辩护中审查了合同、聊天记录、运营记录、补单明细、退款凭证及民事诉讼材料，提出部分事项属于合同履行、退款纠纷，或者已经由民事程序处理，并围绕合同诈骗罪的认定提出意见。这里的工作有两个相互关联的方向：一是审查被指控款项的性质和范围，二是结合交易事实讨论适用何种罪名。

这些材料的作用并不相同。合同能够帮助识别交易约定；聊天记录和运营记录涉及约定之后实际发生了什么；补单明细、退款凭证则与具体款项的处理有关。把它们放在同一交易背景下审查，才能讨论某笔钱是否应当计入，而不是仅凭收款总额作判断。

民事诉讼材料也不是简单的免责凭证。辩护提出相关事项已经进入民事程序，仍然需要结合交易内容和实际履行情况说明其意义。对读者而言，理解这项工作时，应当把“存在合同或民事纠纷”与“有关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分开，不能只看材料名称就预先确定结论。

该案最终由法院将罪名从诈骗罪变更为合同诈骗罪，认定金额为166629.07元，判处申某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案号为（2026）鲁0283刑初398号。罪名和金额都发生了调整，但案件仍然以有罪判决结案，并非全部交易被认定为普通民事纠纷。

这一结果属于一审裁判中的罪名、金额调整，不是二审改判。它与二审委托的关联，在于展示了具体的争点处理方式：将笼统的金额异议，落实到合同、履行记录和款项凭证上；将对罪名的异议，落实到交易行为及其法律评价上。

如果类似争议已经进入二审，工作起点就会有所不同。律师不仅要审查交易材料，还要对照原判，弄清哪些材料已经被评价、原判采用了什么认定理由，以及上诉意见针对的究竟是哪一处判断。重复表达“这是合同纠纷”，与指出原判对某项履行事实作了何种认定，是两种不同程度的论证。

另外三个案件，补充不同争点的处理方式

申某案集中体现了交易性质与金额认定的关联。张振明律师的其他案件，则分别涉及管理人员的责任范围、职务便利与罪名界限，以及共同犯罪中的个人作用。这些问题都可能成为审查原判时需要关注的内容，但各案的工作重点并不相同。

某连锁医院院长被指控对诈骗医保基金200余万元承担责任。辩护没有只围绕总金额提出异议，而是从任职时间、管理范围、参与程度、业务及资金流向逐项核对，提出其不应承担全部医院的金额。最终，当事人应负责的金额由200余万元调整为70万元。

这项工作回答的是个人责任如何与整体案件区分。管理职务能够说明一定的身份和职责，却不能替代对具体参与情况的审查。如果当事人对原判认定的责任金额不服，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就是：哪些业务属于其管理范围，哪些发生在其任职期间，哪些又有证据与其行为相联系，而不是只比较整个机构的涉案总额。

另一案件中，李某将机床厂边角料出售所得16万元占为己有，被以涉嫌盗窃罪刑事拘留。律师认为，李某利用了车间主任的职务便利，其行为更符合职务侵占罪，并提交了变更罪名的法律意见。此后，案件罪名由盗窃罪变更为职务侵占罪；李某退赔并取得谅解，最终获判缓刑。

该案呈现了两个不同层面：罪名争议围绕职务便利展开，退赔、谅解则与后续处理有关。理解最终结果时，不能将缓刑全部归结为变更罪名，也不能认为只要具有车间主任等职务，就当然排除盗窃罪。真正需要核对的，是具体行为与岗位职责、财物管理之间的关系。

在三人非法生产、买卖制毒物品案中，辩护提出委托人主观明知存疑、数量缺少客观称重依据，同时指出其仅居间介绍、未参与生产、获利较少，应当认定为从犯。法院采纳了从犯辩护意见，以非法生产、买卖制毒物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

这一案件尤其需要区分“提出的意见”与“获得采纳的意见”。已经确认的裁判处理是采纳从犯辩护，并不等于有关主观明知、数量的全部异议都获得支持。对二审咨询而言，律师能否说明原判采纳和未采纳哪些意见，以及继续争议的依据在哪里，比罗列一长串辩护观点更有参考价值。

二审改判，要对应原判中的具体问题

二审并不是只要提出异议就重新获得一个更轻结果。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载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年10月26日修正）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二审应根据原判事实、证据、法律适用及量刑等情况分别处理；原判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维持原判。

因此，讨论改判之前，需要先把诉求说清楚。金额有误，重点是哪些款项不应计入以及相应依据；罪名不当，重点是原判对行为性质的评价；共同犯罪责任过重，重点则是具体分工和作用。认为刑期偏重，也需要说明原判对哪些量刑事实处理不当，而不是仅以家属感受作为理由。

法律适用错误或量刑不当，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也不是同一种情形。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对前者规定应当改判，对后者规定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改判与发回重审是不同的处理结果，委托时应当区分。

前述四个案件可以帮助读者了解不同争点怎样落到具体材料上，但不能被合并成二审改判记录。评价张振明律师是否适合介入，应围绕自己案件的争议，了解其拟如何开展原判审查、证据核对和辩护论证，而不是将一审中的有利处理直接换算为二审结果预期。

实际委托时，把讨论落到判决与证据上

咨询二审律师，可以先准备一审判决书、起诉书、已经提交的辩护意见，以及手中合法持有、与争议直接有关的材料。交易类案件可按交易整理合同和款项凭证；涉及单位管理责任的案件，可整理任职时间、职责文件及有关业务记录。准备的目的，是让争议能够被定位，而不是把所有资料无差别堆在一起。

家属还可以列一份简短的问题说明：不服原判的哪项认定，认为哪里存在错误，依据是什么。事实记忆、个人推测和已经取得的书面材料，应尽量分开。如果某笔款项的金额、时间或用途尚不能确认，就保留这一不确定性，不必为了让叙述完整而自行补齐。

与律师沟通时，值得关注的是其能否区分几个问题：哪些内容需要阅卷后判断，哪些属于法律适用争议，哪些只是尚未得到证明的线索；既往提出过的意见为什么未被采纳，还有什么可以继续论证。张振明律师的上述案件经验，可以作为讨论这些问题的切入点，实际方案仍应由本案材料决定。

委托范围也要明确。会见、阅卷、提交书面意见、出庭及团队分工，应当在沟通中说清；如果涉及较多交易或多人共同犯罪，还可进一步确认材料核对由谁负责、重要意见如何汇总。清楚的工作安排有助于判断服务内容，不能用对结果的口头保证代替。

常见问题

Q1：还没有找到新证据，是否就没有上诉的意义？

不一定，二审争议也可能针对原有证据的评价、法律适用或量刑处理。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二审法院应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全面审查，不受上诉或者抗诉范围限制。是否有值得提出的理由，需要结合原判及案卷判断，不能仅以有没有新证据作决定。

如果家属掌握新的材料，可以说明来源、形成时间及其与争议的关系，保留原始载体，交由律师判断证明作用。不要把未经核实的说法直接当作事实，也不要为了形成所谓新证据而修改原有记录。

Q2：提出上诉，会不会被判得更重？

仅由被告人一方上诉的案件，原则上适用上诉不加刑。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同时规定，检察院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提出上诉的，不受该条第一款限制。因此，需要先确认案件中是否存在抗诉等情况，不能脱离程序状态作绝对判断。

上诉不加刑也不等于上诉必然获得减刑或改判。是否提出上诉、围绕什么理由提出，仍应在了解判决内容和程序情况后作决定。

Q3：判决已经生效，还能按二审案件委托吗？

已经生效的判决，通常应当区分申诉与二审上诉，不能继续按普通二审委托理解。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二条、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了对生效裁判提出申诉及应当重新审判的相关情形，申诉本身不能停止裁判执行。

咨询时应说明已经历哪些审级、收到过哪些裁判文书、是否提出过申诉。律师需要据此判断程序路径，再讨论原判争议，而不是仅凭“希望改判”确定服务阶段。

在青岛选择二审辩护律师，下一步应当是把判决、争点和相关材料放到一起，讨论哪项认定可能存在问题、依据能否支持以及需要完成什么工作。既往案例能够展示处理问题的经验，但不同案件的证据与程序条件各不相同，不能承诺复制结果。把委托建立在具体审查和清楚分工之上，比先获得一个肯定的改判答复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