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案情：原、被告二人于2000年1月经人介绍相识，××××年××月××日登记结婚。因原告身体原因不能生育，婚后二人决定借助精子库以人工授精方式生育子女，2003年期间原告多次陪同被告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实施人工授精未成功。后被告于××××年××月××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生育一女，取名王某2。术前原告王某1在手术（操作）志愿书家属意见处签字并表示同意。王某2出生后一直跟随原、被告共同生活并申报户籍，原告对王某2一直疼爱有加。

2020年5月20日，原告王某1到本院起诉要求与被告离婚，经法庭主持调解，双方达成一致意见。本院作出（2020）冀1002民初771号民事调解书，准予原被告离婚，婚生子女王某2随被告叶某共同生活，原告王某1不承担抚养费。

一审法院观点：原告王某1曾多次与被告到北京市第三医院进行人工授精，其对自身生育能力及医疗操作程序明知，在得知被告叶某受孕并生育女儿王某3，其在家属意见处签字确认，并配合为王某2申报户籍，在对王某2抚养十余年的时间里，关心照顾王某2及被告叶某，尽到了一位父亲和丈夫的责任，可以证实其对王某2婚生女儿身份的认可。其行为表现与其主张被告未经其同意，擅自与他人非法受孕的事实相矛盾。另外，不能查阅到叶某2005年生殖医学科治疗的相关记录，不能排除存在相关资料丢失的可能，该事实并不能直接推定被告存在未经原告同意擅自治疗的行为，更不能推定被告叶某存在违反夫妻之间忠实义务，与他人生育，损害原告生育权的情况，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失，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二审法院观点：本案主要争议系叶某人工授精是否经过王某1同意。王某1、叶某于2000年1月经人介绍认识，××××年××月××日登记结婚。王某1主张由于其身体原因无法生育子女，遂双方决定在北京以人工授精的方式生育子女，但未成功。后叶某擅自到天津进行人工授精，并于××××年××月××日产下一女王某2；叶某主张2003年至2005年在北医三院做花费3000元左右，证据找不到，后来王某1同意叶某去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时间是2004至2005年，做了4至5次，花费大概3、4千元，每次王某1跟去并签字，现在两个医院的病历找不到。通过双方陈述，至少叶某在北京做人工受精王某1是同意的；根据叶某诉讼期间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门诊进行人工授精的患者，医院并不留存患者病历，而是由患者自行取走，叶某诉讼中所做陈述亦与上述录像中描述基本相同，因医院的管理问题未能向叶某提供相应就诊病历，依据一般逻辑思维，未查询到或者未出具并不等于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不存在；而依据一审期间叶某提供的2006年2月14日出生证明、××××年××月××日由王某1签字同意的手术（操作）志愿书可以证实，王某1并未对叶某生育王某2提出异议，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在叶某分娩之前王某1曾对叶某的受孕方式提出异议，并且，在王某2出生后的十几年时间内，王某1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因对叶某的受孕方式持有异议而对王某2未尽必要的抚养义务；同时，诉讼中王某1所做陈述及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认定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叶某存在与他人同居并受孕生子之情形，亦不无法证实存在法律规定的承担赔偿责任之事由，在王某1未就其主张提供充足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综合考量双方当庭陈述及举证，依据相关法律规定驳回其诉请符合法律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