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借款人变更贷款用途，银行未监管贷款资金最终流向，保证人能否以此推定银行对其构成欺诈，要求免除其保证责任？

基本案情：

2014年7月，A银行与B公司签订（2014）096号《固定资产贷款合同》，借款金额为2000万元，贷款用途为“新建年产4000万只高效节能灯、2000套LED灯具建设项目”。合同签订后A银行按时放款，但该贷款并未用于合同约定用途。同月，C公司与A银行签订的《保证合同》约定，C公司为B公司在（2014）096号《固定资产贷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后因B公司未按时偿还贷款，A银行起诉到法院，要求B公司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C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C公司辩称，B公司变更贷款用途，且案涉贷款是由A银行与B公司相互串通，伪造贷款材料形成的，构成对C公司的欺诈。且案涉《保证合同》是A银行信贷部主管胁迫C公司签订的，其保证责任应予免除。

本案最终申诉至最高院。

裁判结果：

贷款资金流向不属于银行监管范围，不能据此推定A银行对C公司构成欺诈，亦不能免除C公司的保证责任。

最高院观点：

最高院认为，C公司与A银行签订的《保证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

现C公司称涉案《保证合同》系在A银行信贷部经理的胁迫下签订的，但对此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认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一审立案后，C公司虽于2018年8月以B公司骗取贷款为由向公安局报案，但该案尚未有处理结果，且该案亦未涉及A银行或其工作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C公司所举证据并未达到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2014）096号《固定资产贷款合同》约定的用款计划为2014年7月30日“人民币贰仟万元”；借款发放方式为受托支付，由A银行将借款资金转至B公司的贷款发放账户，再根据B公司的委托，将借款直接支付给B公司的交易对手。合同签订后A银行于当日将2000万元转入B公司的贷款发放账户，于2014年8月依设备购销合同将该2000万元转入D公司账户。至此，A银行的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同日，D公司虽又将该笔借款转入B公司的关联公司，但后续资金流向，不属于A银行的监管范围，不能据此推定A银行对C公司构成欺诈。且在C公司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B公司与A银行串通，骗取C公司提供保证的情况下，亦不能免除C公司的保证责任。原审法院认定C公司不承担保证责任不当。

李正坤律师

主任律师

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1998年开始从事律师工作

国家二级律师，法学硕士

昆明市律师行业优秀共产党员

北京天驰君泰（昆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北京总所“网络与数字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昆明分所“公司法专业委员会”负责人

云南省法学会“澜湄合作”法学研究会理事

云南省国资委资产评估项目评审专家

云南省律师协会公司法及合规业务委员会委员

云南省律师协会评定的“公司法”及“婚姻家庭法”专业律师

多次受邀参加昆明市电视台法治节目讲座

著有《股权战争》等法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