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酒以后开车会涉及到的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参考性案例 

孙福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刑事审判参考》指导案例第913号）

裁判摘要：被告人无视国家交通安全法规和公共安全，在严重醉酒的状态下，驾车行驶于车辆密集的城市道路上，在与其他车辆发生追尾碰撞后，不仅不及时停车，反而继续驾车行驶，并在长达数公里的行驶途中多次与同向车道正常行驶的机动车发生碰撞，最终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严重后果，其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综合考虑本案造成的危害后果，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以及被告人全额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取得被害方谅解等因素，最终决定对其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定刑幅度非常大，涉及三个刑种，故在具体案件中容易造成同案不判罚的现象发生。根据《意见》的相关规定，在此类案件中，决定对被告人的刑罚时，要综合考虑此类犯罪的性质、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危害后果及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具体可以着重考虑以下四个方面因素：

一是醉驾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意见》规定醉酒驾车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造成重大伤亡的，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但未对重大伤亡的认定标准予以明确。但从《意见》配发的典型案例、交通肇事的司法解释规定分析，可以对重大伤亡的认定标准形成一个大致的认识。在《意见》配发的2起典型案例中，黎景全醉酒驾车致二人死亡、一人轻伤，被判处无期徒刑；孙伟铭醉酒驾车致四人死亡、一人重伤，造成公私财产损失人民币5万余元，一审判处死刑，二审改判无期徒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条规定，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死亡三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解释》第四条规定，死亡二人以上或者重伤五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死亡六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属于“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参照上述案例判罚和上述规定，我们认为，可以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犯罪（醉驾）造成的重大伤亡大体分为以下三档：第一档是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一般可以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第二档是死亡二人以上或者重伤五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一般可以判处十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第三档是死亡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一般可以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案中，被告人孙福成醉酒驾车致一人死亡、一人轻伤，对其量刑大致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幅度内。

二是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一般情况下，行为人醉酒驾车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观上并不希望、追求危害结果的发生，属于间接故意犯罪，与以制造事端为目的恶意驾车撞人并造成重大伤亡的直接故意犯罪相比，此类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相对较小。故在适用刑罚时，应当与直接故意犯罪有所区别。同时，行为人犯罪时的辨认和控制能力状况，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程度。行为人在醉酒状态下驾车，辨认和控制能力实际上都有所减弱，正因为如此，一方在醉酒后所实施的一些行为，更容易获取另一方的谅解。虽然刑法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基于其主观恶性的考虑，一般可以酌情从宽处罚。另一方面，行为人具有无证驾驶、超速驾驶，逃避、阻碍公安机关执法检查，或者曾因酒驾被处罚等情形的，说明行为人对他人生命健康安全漠不关心，认罪、悔罪态度较差，可以对其酌情从重处罚。本案中，孙福成血液酒精含量高达272.6毫克/100毫升，表明其驾车前大量饮酒，醉酒程度极高，在此种状态下驾车的风险极大，但其不管不顾这种高度危险性，执意酒后驾驶，且在第一次冲撞之后又连续发生4次冲撞，直至冲到路边墙面才被迫停住，体现出其主观恶性很深，故不宜对其在起点刑上判处刑罚。

三是要注意把握民事赔偿与量刑的关系。根据刑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犯罪分子应当赔偿其犯罪行为致使被害人遭受的经济损失。由此规范层面分析，醉酒驾车犯罪行为人依法向被害方作出赔偿是其法定义务，行为人履行赔偿义务，不应影响到对其刑事责任的追究。然而，在实践层面，即使法有明文规定，对被害方是否作出赔偿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行为人的意志抉择。因此，行为人积极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的，可以体现出行为人认罪、悔罪的诚意，缓解了社会矛盾，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其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量刑时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二十三条规定：“被告人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进行赔偿，并认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第九条规定：“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以及认罪、悔罪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积极赔偿但没有取得谅解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尽管没有赔偿，但取得谅解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其中抢劫、强奸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的应从严掌握。”本案中，孙福成的亲属对造成的经济损失已全部代为赔偿，被害人田正福、田鑫的亲属以及被害人陈学会、朱佩林出具书面材料表示谅解，请求对孙福成从宽处罚。据此，对孙福成可在法定量刑幅度内从轻处罚。

四是要注意把握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醉酒驾车犯罪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社会关注度高，要使裁判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同，适度考虑民意是有必要的。由于民意具有多面性，司法裁判既要尊重民意，也要注意甄别个案反映出的民意的真实性，要注意对新媒体形势下个别媒体发声替代民意的甄别，要注重对舆论的引导，注意审查舆论的盲动性，避免被媒体牵着鼻子走。针对本案社会关注度较高的情况，一审法院在判决前以多种方式广泛了解民意。一是在公安机关的配合下，拟定调查提纲并释明法律规定，到案发地段附近的社区了解居民对本案的看法；二是到被告人的工作单位了解情况，听取单位对案件处理的意见；三是借助电视台对庭审进行全程录播，扬州政府网亦对该案进行网上同步直播；四是邀请部分人大代表旁听庭审。从上述渠道反馈的民意看，多数人要求对被告人孙福成从严惩处，但对其案发后的悔罪表现亦予以认可，建议给其重新做人的机会，部分人大代表明确表示十至十一年的量刑建议较为合理。

——《刑事审判参考》2013年第5集（总第94集）

黄世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刑事审判参考》指导案例第912号）

裁判摘要：被告人在醉酒驾驶逃逸过程中，无视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并实际造成了不特定多数人的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故其之前针对特定对象和之后造成不特定对象伤亡的行为应当从整体上评价为一个法律行为，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罪论处。

刑法理论通说一般认为，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中的“危害公共安全”是指故意或者过失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安全。据此，危害公共安全不仅是对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财产的损害，而且这种损害所针对的对象还是不特定的，这也是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侵犯财产犯罪的主要区别之一。然而，要作这一准确区分，必须对“不特定多数人”的涵义有一个准确的理解。“不特定多数人”是指不特定并且多数的人，它排斥“特定的多数人”“特定的少数人”“不特定的少数人”等情形。“不特定”是一种客观的判断，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犯罪对象的不确定性，二是危害后果的不确定性。司法实践中，被认定为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通常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行为针对的对象是不特定的，并且行为人事先也没预料到危害后果，危害后果也是不特定的；另一种情形是行为针对的对象是特定的，但实际造成的后果却是行为人没有预料，也不能控制的。从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这两种情形分析，“不特定多数人”中的“不特定”，是相对于其他犯罪对象的“特定”而言，而“多数”则是相对于其他犯罪只能危害到个别少数对象而言。侵害不特定多数人，并不是说行为没有特定的侵犯对象或者目标。实施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行为人，有的在主观上有侵犯的特定对象，同时也会对损害的可能范围有一定预判，在某一特定阶段指向的特定目标，但行为最终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是行为人难以控制，从而危害到之前特定人之外的人或者财产。因此，不能将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中的“不特定多数人”理解为没有特定的侵犯对象或者目标。

在行为人具有特定侵犯对象或者目标的犯罪中，如何确定行为是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还是其他犯罪？我们认为，不能仅以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为标准，而应当采取客观主义的立场，即犯罪行为一经实施，不论行为人主观上是否针对特定的对象，只要在一定条件下造成了众多人员伤亡或者公私财产的广泛损失，或者形成对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威胁，就应当认定其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犯罪。

本案中，被告人黄世华醉酒驾车追尾被害人沈建国的出租车后，为逃避处罚而驾车逃逸，在路口遇红灯停车后，沈建国赶上并拦在黄世华的汽车前与其理论，但黄世华不顾沈建国的人身安危，强行启动汽车，将沈建国顶在引擎盖上高速行驶，此时，沈建国对于黄世华来说是特定的行为对象，黄世华将特定对象顶在引擎盖上高速行驶，至少有放任被害人伤亡的故意，因此，仅此节行为符合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的构成特征。但结合案发的时空环境，黄世华系白天在车流人流密集的城市主干道醉酒驾车，将沈建国顶在车辆引擎盖上高速行使，其主观目的虽然是想摆脱被害人，但客观上对该路段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及财产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且其行为的后果不仅导致了沈建国被撞身亡，还造成被撞车辆内多人死伤和重大财产损失。黄世华虽然看似针对沈建国这一特定的对象实施犯罪行为，但其在实施针对特定对象的犯罪过程中，无视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并实际造成了不特定多数人的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故其之前针对特定对象和之后造成不特定对象伤亡的行为应当从整体上评价为一个法律行为，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罪论处。

——《刑事审判参考》2013年第5集（总第94集）

任寒青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刑事审判参考》指导案例第911号）

裁判摘要：被告人实施的一系列行为，不但侵害了特定对象的人身、财产安全，同时还对其他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构成危害，且其冲撞警察执法的行为，符合妨害公务罪、故意伤害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数个罪名的构成特征，应当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被告人任寒青在执勤交警张之宇示意其停车检查时，将张之宇撞击到引擎盖上，后不顾张之宇要求停车的呼喊，高速行驶1.9公里，最后紧急刹车将张之宇甩下车，符合刑法关于妨害公务罪的规定，即“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因任寒青的行为致张之宇轻伤，又符合刑法关于故意伤害罪的规定。妨害公务罪的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故意伤害罪（轻伤）的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后者最低刑的设置高于前者。参照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司法局《关于本市办理妨害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违法犯罪案件的意见》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此种情况下可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然而，本案无论认定任寒青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还是妨害公务罪，均不能涵盖其实施的全部犯罪事实。很显然，上述罪名仅是针对任寒青伤害张之宇的行为在法律上进行了评价，而未对任寒青在此过程中驾车冲撞被害人李小霞车辆、撞毁隔离栏，以及超速行驶、逆向行驶、闯红灯、呈“S”形行驶、影响其他车辆正常行驶等一系列行为作出法律评价。基于这一考虑，我们认为，应当认定任寒青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特征，可以完整评价任寒青实施的全部行为。为避免重复评价，对妨害公务罪、故意伤害罪不宜另行认定。

综上，被告人任寒青在道路上高度危险驾驶，对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危害，致1人轻伤、公私财物受损，其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刑事审判参考》2013年第5集（总第94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