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案件，不论是检察官提起公诉的公诉意见，还是法官审理案件的裁判理由，还是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文书的说理应该都是一份文书的灵魂，没有说理的文书即使结论正确也不会让人信服。细致充分的说理，不仅为自己诉求的提供有力的支撑，也为说服做好了前提性的基础工作。根据律师的刑事辩护实践经验，笔者试图对现阶段法律裁判文书说理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

随着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我国在非法证据排除等领域的程序性裁判逐步确立，针对程序问题的说理也日渐被重视起来，我国同样表现在法律文书说理之上的“重实体、轻程序”的问题有被打破的趋势。但从总体上看，我国法律裁判文书的说理，尤其是针对程序性问题的说理，还存在着：程序问题被边缘化、形式说理大于实质说理、实体说理大于程序说理的问题。总体而言说理还显疲软、简略、说服力不强。

首先，程序问题被边缘化。进行程序问题的探讨，就意味着可能会对相关的程序不合法、或者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如果对于一些关键证据予以排除，那么就可能使得被告人脱罪，这对于被害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尤其是死刑案件，所以被害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上访成了潜在的因素。法院有可能会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一些程序问题的说理在审级上升的过程中，被逐渐搁置、“忘却”、边缘化。

其次，形式说理大于实质说理。在法律裁判文书中并没有关于程序性裁判说理的独立位置，而且针对辩护人提出的程序性问题也不过是用“辩护人的意见予以采纳”或者“不予以采纳”的格式化语言来回应，而没有具体采纳与不采纳的理由，令人难以信服！即使有一些理由，但是也比较简略，说理显得疲乏，欠缺说服力。

最后，实体说理大于程序说理。可能“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表现在法律文书中就是说理基本是针对定罪量刑的，对于其说理的理由非常充分，而且针对自首、坦白、立功等酌定量刑情节也予以较为充分的解释与说理。而对于辩护人提出的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是否排除非法证据、或者公诉人的合法性证明问题，在说理中没有较为明确的说理，即使有说理也大多是一些排除或者不排除的结论性描述。

裁判文书不仅是一份文书，其背后蕴含的是人权保障的要求，是控权的要求，也是推进司法改革的要求。法律代表着公平和正义，而正义也应该在裁判文书细致、充分的说理中得到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