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合同法》颁布实施之前，我国立法上没有专门的委托合同制度。《合同法》关于委托合同的规定，为委托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随着委托合同纠纷案件的不断涌现，审判实践中就该类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应当引起广大审判人员的注意。现就委托纠纷案件在适用法律过程中的几个问题作一简要辨析。

　　一、委托人的介入权及阻却事由的判断

　　委托人的介入权是指《合用法》第403条第一款规定，即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不履行合同义务时，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主动介入受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关系，直接向第三人主张合同权利。

委托人的介入权在性质上属于形成权，是否行使取决于委托人的单方意志。委托人一旦决定行使介入权，即取代受托人的地位成为合同当事人，直接对第三人享有合同权利和承担合同义务，受托人则退出其与第三人的合同关系，对合同的履行与否不再承担责任，但受托人的报酬请求权仍然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如果委托人不行使介入权，受托人应当根据委托合同及与第三人的合同约定，继续为委托人的利益向第三人主张权利或承担义务。

??介入权的阻却事由是指《合同法》第403条第一款的但书部分，即第三人与受托人在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时，委托人不得行使介入权。审判实务中判断第三人是否具有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与受托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要根据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的主客观情况综合予以认定。通常情况下，如果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即可判定第三人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与受托人订立合同的意思：1、在此之前，委托人曾与第三人洽谈过订约事宜，但被第三人拒绝；2、在以前的交易过程中委托人对第三人有违背诚实信用的行为；3、委托人经营情况严重恶化，不具备相应的合同履行能力；4、第三人如与该委托人订立合同将导致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

　　二、第三人和委托人的有效抗辩权对第三人选择权的影响

　　第三人的选择权是指《合同法》第403条第二款的规定，即当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时，第三人可以选择委托人或受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第三人的选择权是对其实体权利相对人的选择权，而不是其行使请求权顺序上的选择权。如果第三人选择了委托人或受托人其中之一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即使其选定的相对人因欠缺履行能力而不能承担责任，第三人也不得向未被选定的相对人再为主张。但《合同法》同时规定，第三人根据选择权选定委托人为相对人后，委托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由此衍生的问题是，当第三人选定委托人作为相对人时，委托人向第三人主张其基于委托合同对受托人的抗辩，而该抗辩又有效成立的情况下第三人能否再向受托人主张权利？如果不能，则权利人的权利就会落空，如果能，岂不与《合同法》的规定相抵触？我们认为，《合同法》规定第三人主张权利时得以选择相对人的前提之一是“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这是一个法定的一般前提。在实务中，必须证明实际情形符合这个前提，第三人才得以行使选择权。如果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抗辩权成立，那么受托人不履行义务的原因就不在委托人，第三人的选择权就失去了存在的事实基础，因而第三人的选择权的行使应当是无效的。在此情况下，第三人仍可向受托人主张权利，其请求权的基础不是法定的选择权，而是依据其与受托人之间建立的合同关系。另外，当委托人主张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时，受托人应当根据委托合同的约定履行协助义务，提供第三人亦未完全、适当履行合同的相关证据材料。

　　三、关于委托合同当事人的任意解除权

　　我国《合同法》第410条规定，委托人和受托人可随时解除委托合同。由此可见，在委托合同中，合同的当事人双方均享有任意解除权，可任意解除合同。即不管相对人是否同意，委托合同有无期限，委托事务的处理是否告一段落，委托合同是有偿还是无偿，也不管是否具有一定的理由，双方均得以随时解除合同。这也是委托合同在解除权的行使方面与其它合同相比所独有的特征。尽管在实践中提出解除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往往要提出一定的理由，但其理由如何以及是否成立，只是对解除合同后的责任承担有影响，并不因此而影响合同解除的效力。

??关于委托合同当事人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尚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1、一方当事人在委托合同中预先约定的抛弃任意解除权条款的效力问题

　　笔者认为，当事人在委托合同中预先约定抛弃任意解除权的，一般应确定该特别约定有效，以贯彻合同自由原则。但若在委托合同存续期间，由于情势变更致使此特别约定的适用损害了一方当事人利益的，则得适用诚实信用原则排除特别约定的效力，以维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当事人在委托合同中预先约定了抛弃任意解除权的条款时，合同法第94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权是否还有得以适用的空间？实际上，合同法第410条所指的“任意解除权”与第94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除权，两者在形成时间、适用条件、适用范围等方面均有不同。首先，合同法第410条所规定的“任意解除权”系不附加任何前置条件的解除权，侧重于强调委托合同解除权的“无因性”且该解除权同合同的成立一并生成。而合同法第94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权的产生于合同签订后、履行过程中，并以某种法定事由的出现为前提条件；其次，前者原则上仅适用于委托、行纪、居间等服务性合同并需有法律的明确规定；而对于后者，除非有法律的例外规定，原则上适用于包括委托合同在内的各种性质的合同。由此可见，任意解除权系委托合同当事人所特别享有的一项权利。即使委托合同当事人预先约定了抛弃任意解除权条款，当出现了合同法第94条规定的法定事由时，当事人仍然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据以解除合同。

　　2、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行使方式、行使期限

　　委托合同当事人任意解除合同的情形主要有两种：委托人撤销委托和受托人辞去委托。但无论是撤销委托还是辞去委托，均为当事人一方的权利。该权利从性质上讲属形成权，即以当事人单方意思表示就可发生法律效力。委托合同当事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必须以明示的方式向对方发出通知，该通知自到达对方当事人时生效。同时，解除合同的通知一旦生效即不可撤销。

　　委托合同当事人行使任意解除权的期限为合同成立后致委托事务处理完毕之前。在委托事务已处理完毕的情况下，任何一方不得再行使合同解除权。因为委托事务已经处理完毕，受托人实际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委托合同的目的已经实现，当事人再行使合同解除权终止合同已无实际意义。

　　3、委托人或受托人一方为数人的情况下，数人中的部分人解除合同对其他人的效力问题。

　　在委托人或受托人一方为数人的情况下，数人中的部分人解除合同，其解除的效力是否及于他人，应区分不同的情况做出判断。若委托事务依其性质是不可分割的，则部分人的解除对其他人也应生效。例如共同委托人将其共有的财产委托给受托人出卖，如果部分委托人提出解除委托，收回财产。因为共同委托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如部分委托人不愿再出卖共有财产，其他委托人实际上也就不能在委托出卖，因此部分委托人解除委托的效力及于全体委托人。在委托事务依其性质是可分割的，各方当事人解除委托的行为一般认为独立的发生效力，其他当事人之间的委托关系继续存在，不受影响。

　　4、任意解除权行使的特殊法律后果

　　与一般合同不同的是，委托合同的性质及委托合同标的的特殊性决定了委托合同当事人任意解除权的行使而导致的合同解除，原则上仅向将来发生效力，不能溯及既往的使合同无效。委托合同解除之前委托人与受托人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仍然具有约束力，委托人就已经完成的委托事务处理成果有权要求受托人履行交付义务，受托人就委托事务已完成部分所享有的报酬请求权及处理委托事务所支出的必要费用请求权仍得以向委托人主张。

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性质决定了合同当事人得以自由的行使解除权，即使相对人因合同解除而遭受损失，只要不存在可归责于行使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的事由，该方当事人原则上无赔偿义务，更无违约责任的适用余地。但是，如果损失的产生系因可归责于行使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的事由，则应当赔偿损失。否则，将招致委托合同当事人任意解除权的滥用，也不利于维系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所谓“不可归责的事由”，是指不可归责于行使合同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的事由，即只要行使合同解除权的一方对合同的解除没有过错，那么它就不对对方当事人的损失负责，而不论合同的解除是否应归咎于对方当事人的过错或第三人的原因造成或外在的不可抗力。关于可归责事由是否存在的判断通常须考虑以下因素：一是合同一方当事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与另一方当事人任意解除权的行使是否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二是行使任意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因合同解除所遭受的经济损失是否有过错。例如，受托人在委托人病重住院时解除合同（依当时情形判断，受托人并非客观上不能继续处理受托事务），委托人与此时既不能亲自处理、又不能及时选任其他人处理委托事务，因此而遭受损失。于此情形，委托人损失的产生即可断定为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受托人应负赔偿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