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刑法修正案（十二）和相关的贪污贿赂司法解释相继出台，一个明确的立法信号是加强对民营企业产权的保护，实现与国有企业的平等保护。这个初衷无疑是好的，是为了给民营经济创造一个更稳定、更公平的法治环境。
但作为一名执业十八年的刑事律师，我在关注这些新规的同时，也看到了一些在实务中可能出现的偏差。立法本意是“平等保护”，但在一些具体的条文理解和适用上，却可能被异化为“等同处理”。简单来说，就是把民营企业内部人员的一些违规行为，完全参照国家公职人员的标准来定罪量刑。
这种“等同处理”的思路，我认为值得商榷，它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些我们未曾充分考虑的隐忧。
“公私有别”是法律逻辑的起点
要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看清公职人员和民营企业工作人员的根本区别。
公职人员行使的是公权力，他们的行为具有公共属性。一旦他们利用职权贪污受贿，侵害的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破坏的是公权力的廉洁性和公信力。因此，法律对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设定更低的入罪门槛和更重的刑罚，其法理基础在于维护公共利益，这是从严惩治的逻辑起点。
而民营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其财产归私人所有。企业内部的工作人员，无论是高管还是普通员工，他们的权力来源于企业的授权，核心职责是对企业和股东负责。当他们“损企肥私”，比如挪用资金、收受商业回扣，第一受害者是企业本身，这首先侵害的是私主体的财产权益。
把这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行为，用同一把尺子去衡量，本质上是用公法的逻辑去替代私法的逻辑。这就像用管理公共花园的规则，去要求私人庭院里的每一棵花草都必须如何修剪，看似“一视同仁”，实则可能模糊了公与私的边界。
过度刑事化可能挤压企业自主治理空间
“等同处理”带来的一个直接风险，是刑事手段可能过度介入民营企业的内部管理。
企业内部人员出现贪腐、侵占等问题，首先违反的是公司章程、劳动合同或内部管理制度。一个健康的企业，应当有能力也有权利通过内部调查、纪律处分、民事索赔甚至解除劳动关系等方式来处理这些内部纠纷。这是企业自主治理权的体现，也是市场经济的题中之义。
如果一旦发现问题，就跳过企业内部处理机制，直接套用严厉的刑事标准进行打击，实际上等于剥夺了企业自主解决内部矛盾的权利。这会将大量本可通过内部渠道化解的纠纷，直接推向国家刑事司法体系。
长此以往，企业可能会丧失建立和完善自我监督、自我纠错机制的动力。因为无论内部制度多么完善，最终裁判权似乎都不在自己手里。这反而不利于民营企业构建真正有效的风险防控体系，与“保护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初衷，可能产生一些背离。
“小错重罚”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从实务角度看，完全参照公职人员标准，还可能带来量刑上的失衡。
公职人员受贿罪的入罪门槛相对较低，量刑也更为严厉，这是由其侵害法益的特殊性决定的。但如果将这套标准完全平移到民营企业，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一些在企业内部看来属于违反纪律、可以通过追责赔偿解决的“小问题”，一旦进入刑事程序，就可能面临严重的刑罚。
比如，一个基层业务员为了促成交易，收受了对方一笔数额不大的“好处费”；或者一个非关键岗位的行政人员，利用报销流程侵占了几千元公司财物。这些行为当然错误，必须纠正和处理。但如果机械地按照公职人员贪污受贿的标准来定罪量刑，其惩罚的严厉程度，可能与行为的实际危害、当事人的主观恶性并不完全匹配。
这不符合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过重的刑事负担，不仅可能让涉案的个人和家庭难以承受，也可能让其他民营企业的经营者感到不安，担心企业内部管理的正常行为会不慎触碰刑事红线，反而打击了经营信心。
说了这么多，我的核心观点并不是要为民营企业内部的腐败行为开脱。严重的职务侵占、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等犯罪，只要符合犯罪构成，当然应当依法惩处，以维护市场秩序和企业合法权益。
真正的“平等保护”，我认为应该是规则平等、机会平等，而不是“身份同化”。它应当是在尊重民营企业私有属性和市场规律的前提下，为其提供公平的司法保障。刑事手段应当保持其谦抑性，作为最后的手段介入，而不是首选。更理想的状态，是法律能引导和赋能民营企业完善自身的治理结构，筑起防范风险的“第一道防线”。
当前司法解释的导向已经明确，在实务中，这意味着民营企业内部人员涉及经济问题，将面临更严格的审视。对于企业主而言，完善内部财务、审计和合规制度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而对于身处其中的工作人员来说，明确行为的法律边界更是至关重要。如果你或你的企业正面临类似的困惑或风险，厘清其中的法律逻辑是应对的第一步。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