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团队里一位年轻律师在准备一个复杂案件的庭审时，半开玩笑地问我：“叶律师，要是公诉席上坐着的检察官，是从全省甚至全国调来的‘精锐’，我们这庭还怎么开？”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执业十八年来，刑事司法实践中一些微妙却深刻的变化。今天，我们不谈具体案情，就聊聊这个看似离普通当事人很远，实则可能影响每一个案件走向的制度——“检察人员调用制度”。
从“调配”到“调用”：一个词的变迁背后
很多当事人和家属可能不知道，在法庭上与你方律师“对阵”的公诉人，不一定来自本地检察院。这个做法其实由来已久。早年，这被称为“优秀公诉人调配”，更像是一种内部的工作安排，缺乏明确的法律授权。直到2018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订，才正式写入了“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统一调用辖区的检察人员办理案件”这一条款。
从“调配”到“调用”，一字之差，意义却大不相同。简单来说，“调配”更像是把资源（比如优秀的公诉人）调度、分配给需要的地方去使用；而“调用”，则更强调上级检察院为了自己办理案件的需要，把下级检察院的人员调来“使用”。这不仅仅是文字游戏，它关系到权力的行使方式和边界。然而，2023年最高检出台的相关规定，似乎又将“调用”在实际操作中拉回到了过去“异地异级互调”的模式。这不禁让人思考：法律修改的意义何在？公诉力量的集结，边界又在哪里？
当“国家队”入场：辩护环境面临新挑战
支持这一制度的核心理由，常常是“检察一体化”和弥补公诉资源。在一些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中，特别是某些基层检察院可能面临经验丰富的“豪华律师团”时，从上级或其他地区调用精兵强将，被视作保障公诉质量、维护司法权威的必要手段。站在律师的角度，我们完全理解司法机关提升办案质量的追求。
但问题在于，这是否打破了刑事诉讼中一些基本的平衡？检察官与律师的职业性质有根本不同。律师接受当事人委托，执业不受地域限制，这是法律服务市场的特性。而检察官是经法定程序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其职权活动本应受到其所属检察院司法辖区的严格限制。当一位并非由本地人大任命的检察官，代表国家在本地法院出庭公诉时，其权力的正当性来源，就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法理问题。更重要的是，这可能会在实质上改变控辩双方的资源对比格局，让辩护方在庭前就面临更大的压力。
回归本质：管辖制度与有效辩护的坚守
说了这么多，作为辩护律师，我们最关心的还是这对当事人意味着什么。刑事诉讼的基础是管辖制度，它明确了哪个机关、在什么范围内、对什么事有权力。这是法治可预测性的基石。如果“调用”制度被过度使用，甚至成为常态，可能会模糊这种管辖界限，让案件的承办主体变得不确定。
对于当事人和辩护律师而言，无论面对的是本地检察官还是被调用的检察官，我们坚守的辩护策略核心不会变：那就是基于事实和证据，基于法律，进行专业、细致的有效辩护。程序的任何变化，都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专业要求。我们需要更深入地研究案情，更精准地把握法律要点，因为我们的对手可能集结了更广泛的“智慧”。同时，我们也呼吁，任何制度的运行都应当恪守法律明文，保持谦抑，尤其不能侵蚀“以审判为中心”和“控辩平等”这些刑事诉讼的根基原则。
在杭州办案这么多年，我深刻体会到，司法的进步在于细节的完善。一个看似宏观的制度调整，最终会落到每一个具体案件的审理中，影响到每一位当事人的切身权益。作为律师，我们的职责就是在每一个案件中，守护好程序与实体的公正。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