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保成功，不等于缓刑到手
前段时间，一位外地的同行朋友深夜和我交流，语气里满是困惑。他代理了一个案子，当事人是在校学生，涉嫌诈骗被认定为从犯，有自首情节，也愿意退赔一笔不小的数目。案件在逮捕后，经过律师团队的努力，成功通过羁押必要性审查将当事人取保出来了。可到了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却明确表示：不同意适用缓刑。
朋友很沮丧，觉得完全无法理解。从犯、自首、退赃、学生身份，这些常见的从宽情节都具备了，为什么连缓刑的建议都争取不到？他甚至听到一种说法：检察院觉得量刑后“要收人”，如果不收监，法院就不会接收这个案子。这让他更加郁闷，因为根据我的经验，这并非法定的程序。
这个困惑非常典型。很多当事人和家属会认为，人能取保出来，就意味着案子不严重，后续判缓刑是顺理成章的。但实际上，取保候审和最终能否判处缓刑，是两个不同阶段、不同标准的判断。取保成功，只是马拉松跑完了第一公里，证明当下没有继续羁押的必要；而能否判缓，是终点的裁判，要综合全案情节、社会危害性、再犯可能性等多重因素。中间的变数，还很多。
检察院的“顾虑”，从何而来？
那么，像上面那个案例，检察院在顾虑什么呢？根据我们团队办理大量诈骗类案件的经验，检察官不同意缓刑，背后往往有几个不易明说的考量。
首先是同案犯的平衡问题。诈骗案很少是单人作案，一旦有同案犯，检察官和法官会不自觉地比较各人的处理结果。如果你的当事人退了赃、取得谅解，而其他作用地位相似的同案犯没有能力退赔，那么对退了钱的当事人判处缓刑，就可能让没退钱的人觉得“不公平”，甚至引发新的矛盾。为了“案结事了”，有时会采取相对保守的量刑建议。
其次是司法实践中的某种“惯性”。对于一些涉案人数多、金额达到一定规模的团伙诈骗案件，即便是个别从犯情节较轻，司法机关也可能形成一种“这类案件要实刑”的内心预判。这种预判未必写在纸上，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决定。此外，如果案发地近期对某类犯罪有专项打击的倾向，整体量刑尺度也会趋严。这些，都是律师在辩护时需要去洞察和沟通的“潜台词”。
审查起诉阶段，我们还能做什么？
案件还在检察院，就远未到放弃的时候。审查起诉阶段，恰恰是律师为当事人争取最优结果最关键的“黄金辩护期”。在这个阶段，律师的核心工作，就是通过专业的法律意见，去尽可能消解检察官的上述顾虑。
针对“同案平衡”的顾虑，律师可以着重论述当事人独特的从宽情节。比如，那个在校学生的案子，除了法定的从犯、自首，其学生身份所体现的教育挽救可能性，其家庭全力退赔所表现的悔罪诚意，都应该形成系统化的书面意见，向检察官反复沟通、呈现。目的就是让检察官看到，对这个当事人适用缓刑，不仅有法可依，更是罚当其罪、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最佳选择。
对于所谓的“司法惯性”，律师则需要用更扎实的证据和类案检索来说话。我们可以检索近期本地、甚至本省范围内，情节相似的诈骗案从犯被判处缓刑的生效判决，将这些案例整理成册，附在法律意见书后。用实实在在的判例告诉检察官，对这类情况适用缓刑，是有先例可循的，并非标新立异。沟通时，态度要专业而坚定，理解司法机关的难处，但更要阐明法律的本意。
说真的，每当我看到当事人家属在检察院门口焦急等待的样子，就深感肩上的责任。法律是理性的，但每个案件背后都是活生生的人生。作为律师，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法律框架内，穷尽一切专业方法，把当事人的故事讲好，把那些有利于他的情节，讲到决策者的心里去。这个过程很难，有时也会感到无力，但正是这一次次的沟通和争取，才可能为当事人推开那扇看似紧闭的门。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