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和团队讨论案子，一位年轻律师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叶律师，一个人收了一笔钱，怎么会同时构成两个罪？”这让我想起了去年研究过的一个外省某市的判决。有些当事人和家属一开始也很难理解，为什么法院会对一个看似“一次性”的行为，同时认定受贿罪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今天，我就借这个案例，和大家聊聊这背后的法律逻辑。
“平分赃款”背后的“概括故意”
这个案子里，吴总是某公司的老板，他和某部门负责人张队长是多年好友。前年，两人合计，由吴总出面去接一些“捞人”、打探消息的“业务”，利用张队长的职权去操作，事后收益平分。后来，吴总确实这么干了，拿到好处后也分给了张队长一百多万，并明确说这是“平分”。
问题出在哪？从法律角度看，关键在于“概括故意”。张队长虽然不知道吴总到底收了多少钱，但他清楚地知道，吴总是在利用他的职权去办事、去收钱，并且他同意参与分钱。这就好比两个人合伙开公司，一个大股东不一定清楚每天具体的进账，但他知道公司在营业、在赚钱，并且他会分红。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就认定他们对于“权钱交易”这件事有共同的认识和意愿，构成了受贿罪的共同犯罪。所以，对于吴总分给张队长的那部分钱（以及张队长主观上认为吴总自己也拿了同等份额的钱），两人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成立受贿罪的共犯。法院认定这部分共同受贿的数额是两百多万。
但事情就这么简单吗？如果只是平分，吴总可能就不会有后面那个罪名了。
暗度陈仓：被独立使用的“影响力”
刚才提到“平分”，但实际情况是，吴总实际收受的财物总价值有数百万。他在告诉张队长“咱们平分”的同时，自己私下里还多吞掉了一笔相当可观的金额，高达三百多万，这件事张队长完全蒙在鼓里。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关键点：当密切关系人利用这层关系去办事收钱，但国家工作人员并不知情、也没有共享利益的部分，该如何定性？这时，“影响力”本身就成为了一种可以被独立交易的商品。请托人看中的是吴总能接触到张队长、能办成事的能力（即影响力），至于吴总事后怎么跟张队长分账，请托人往往并不关心。吴总正是利用了请托人的这种心理，也利用了张队长对他的信任和信息不对称，将本应属于共同犯罪收益中的大部分，悄然划入了自己单独的腰包。
对于这私自截留的三百多万，张队长既无共同收受的故意，也未实际占有，显然不能算作共同受贿。那么，吴总利用张队长的影响力，独自完成请托、独自收受财物的这一部分行为，就完全符合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他就像一个“中介”，但这次他没有把“佣金”全部或如实告知他的“合作伙伴”，而是利用信息差自己吃了大头。这一部分行为，独立构成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所以，回答开头的疑问：这并非对一个行为重复评价。而是法律将吴总的行为进行了精细的“切割”。与张队长有通谋、利益共享的部分，是“受贿共犯”；利用张队长影响力但瞒着他独自吞下的部分，是“利用影响力受贿”。这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虽然源自同一层关系，但基于不同的主观故意和利益分配方式，在法律上被评价为两个独立的罪名。
说真的，办这类案子，看到当事人因为贪心不足，从一个罪名滑向两个罪名，最终导致刑期大幅增加，心里总是很感慨。法律对“权钱交易”的打击是全方位、无死角的，它不仅盯着台面上的共谋，也审视着台面下的私心。试图在权力边缘游走、利用信息差渔利，最终很可能让自己陷入数罪并罚的更严重境地。对于身处类似关系网络中的人来说，守住法律的底线，明晰行为的边界，或许是唯一的自保之道。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