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我们团队传来一个好消息，一件由我们同事主办的贷款诈骗和合同诈骗案，当事人最终的判决结果比检察院最初的量刑建议减少了好几年，从可能要坐穿几年牢狱，变成了一年左右的刑期。说真的，看到最终判决时，我和团队都松了口气。这个结果来之不易。
这案子最初摆在我面前时，坦白说，我们都觉得检察院给出的数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议，似乎有些偏高。案件本身源于二手车抵押生意里的一些问题，涉案金额不算特别巨大，但麻烦在于，它同时触碰了两个罪名：贷款诈骗和合同诈骗。要知道，数罪并罚，结果往往比单一罪名要重得多。更棘手的是，案子里其他人都已经签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只有我们的当事人，这位朋友觉得这个刑期他无法接受，咬牙拒绝了签字。正是这个“不甘心”，给了我们后续辩护工作一个积极的起点。
第一条路：重新审视“帽子”，定性是辩护的起点
很多当事人来找我时，都会带着一份困惑：我只是生意没做好，或者用了一些不那么合规的手段，怎么就成了“诈骗犯”？这个“帽子”一旦被扣上，分量是极重的。在所有经济犯罪里，诈骗罪的处罚可以说是最严厉的一档，刑期动辄十年以上。今年我们手上办结的案子里，判了十年以上的诈骗案并不少见。
我最近就在处理一个教育领域的诈骗案件，案情非常复杂，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是十年以上。涉案金额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要从中找到有利的证据非常困难。面对这么重的量刑，我们的第一反应，也是所有诈骗案辩护的第一步，就是去审视这个“定性”到底准不准确。这个案子，到底是不是诈骗？有没有可能，它在法律上应该被评价为另一个性质没那么严重的行为？比如，我们上半年处理的另一个案子，就成功地把诈骗罪改为了合同诈骗罪，最终争取到了缓刑。而刚才提到的教育领域的案子，我们也在研究，有没有可能往虚假广告罪的方向去辩护，因为后者的处罚要比诈骗罪轻得多。这就像医生看病，首先要诊断对症，如果连病都看错了，后面的药方自然也就开错了。
第二条路：挤压“水分”，每一个数字都值得推敲
如果“诈骗”这顶帽子实在摘不掉，那我们的第二个战场，就在于涉案金额的认定。刑期长短，和这个数字是直接挂钩的。办案子有时候像解九连环，得一环一环来，金额就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还是说那个教育领域的案子，虽然量刑建议是十年以上，但在检察院阶段，我们已经成功地为当事人核减了数十万的犯罪金额。我们和检察官反复沟通，最终确认这笔资金不应计入犯罪总额。但无奈的是，这个案子的金额基数实在太大了，即便减少了这几十万，剩下的数字依然足以构成一个非常严峻的局面。即便如此，一分一毫的争取，都可能影响最终几年的刑期，我们当然不会放弃。
我想起前几年在外省某市办的一起医保诈骗案。检察院最初指控的金额高达上百万，案子里的几位医院院长、副院长，都面临着十年以上刑期的风险。但我们总觉得这里面有问题。我们团队花了大量时间，把全案一千多份医保结算单和报销证明翻来覆去地核对，最终发现，检察院指控的百万金额，有相当一部分证据是不扎实的。正是基于这一点，最终那位被指控得最重的院长，实际判决也只是四年多。这个过程，没有什么捷径，靠的就是一遍遍地翻阅案卷，从浩如烟海的证据里，把那些不该算的“水分”一点点挤出去。
第三条路：找准“位置”，主犯还是从犯，天差地别
一个案子里，不可能所有人都负有同等的责任。分清每个人在其中的“位置”——是主导者，还是被动参与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主犯和从犯，对量刑的影响是天差地别的。很多家属来咨询时，总会强调“他只是个打工的”、“他就是听老板的话”，这种朴素的认知，其实就触及了主从犯认定的核心。
除了主从犯的区分，自首、立功等情节也同样重要。比如，当事人是不是主动投案的？有没有协助抓捕其他的同案犯？或者，他有没有举报他人的犯罪行为，并且查证属实？这些都不是诈骗罪所特有的，而是所有刑事案件中，争取减轻刑罚、适用缓刑甚至不起诉的重要考量因素。
所以，说了这么多，从定性、到金额、再到个人情节，这三条路，其实就是我们刑事律师在办理诈骗案件时，脑海里不断盘旋的辩护地图。但这张地图具体该怎么走，哪条路能走通，哪条路是死胡同，唯一的答案藏在案卷里。不聘请专业的刑事律师，不通过阅卷去审视每一份证据，所有的分析都只能是隔靴搔痒。当事人身处困境，家属在外面焦虑万分，这种煎熬我见过太多次。但越是这种时候，越需要冷静和专业。找到那条最适合自己的辩护路径，才是走出困境的第一步。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