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法基础理论中,刑罚理论占据罪刑关系这个制高点,是研究罪刑关系的起点。安东尼·达夫的《刑罚·沟通与社群》是一本探讨刑罚应当是什么的一种理想性理论——一种有助于充分证成刑罚正当性的刑罚制度设想。应该说,达夫教授基于沟通哲学展开的整体性理论对于刑罚结构与体系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本书的开篇便指出,长期以来,刑罚哲学一直是多种版本的结果主义和报应主义的战场。结果主义坚持认为,任何人类实践活动的正当性都基于其实际产生的或期待产生的结果:一个独立的,且可确认的善。其中,最明显的善就是预防犯罪。然而,达夫教授却认为,结果主义为达到其所宣称的“有效预防犯罪”这一宏大目标而采取的多种策略皆归于失败。并且,刑罚与作为其正当性目标的“预防犯罪”之间的逻辑关联,并不能强大到可以证成其自身正当性的程度。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积极报应主义认为,应当惩罚有罪者,或者正义要求对他们施加刑罚。因为,刑罚是对犯罪的正当反应,即为了消除犯罪人违法所获得的不正当利益。针对犯罪人“罪有应得”的观念,达夫教授指出,即使有罪者在某种意义上应得痛苦,但通过建立一套刑法和刑罚制度以施加这种痛苦并不属于国家适当的任务。基于上述分析,达夫教授主张,应当建立一种不同的、更精致的刑罚概念,依据这样的概念,刑罚可以达致修复与和解的目标。

　　在刑罚报应主义和结果主义两种语境下,刑罚均被描述成“我们”向“他们”做的事情,“他们”仅仅是被动、消极的接受者。施加惩罚的“我们”是守法公民,被惩罚的“他们”是危险的局外人,我们必须对“他们”采取防卫。此时,施加的刑罚无疑带有明显的排斥性和单向性。然而,达夫教授试图追寻并建立一种具有包容性的刑罚概念,尝试从“我们”相互施加要求的沟通或协商的角度来证成刑罚的正当性。他将刑罚理解为一种现世的赎罪、世俗的忏悔,其目标不仅在于对道德谴责的表达,更是说服犯罪人进行悔悟、改造,完成与被害人的和解。他认为,刑法的目标不是简单地让公民避免犯罪或者让犯罪人避免再犯。毋宁说,它的目的是让公民认识和认同法律要求的正当性,并基于此避免犯罪行为,或者让犯罪人认识到其过去罪行的不法性,进而避免未来的犯罪行为。

　　而让公民尤其是犯罪人认识和认同刑罚正当性的最佳路径在于,尊重其作为一个道德主体的要求,让其参与理性的道德说服过程。这也符合达夫教授所主张的,刑法和刑事程序应当是一种法律与公民共同参与的沟通性事业。通过这样一种沟通性的程序尝试,让公民不仅仅认识并认同特定行为是被法律所“禁止”的,更是要认识并认同这些行为是错误的,以及其错误的原因。而这个沟通的过程,并非是单向度的,而是也期待着行为人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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