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义律师
王律师最近读了《史记.孔子世家》这一篇文章，在这篇传记里记载的孔子，办理案件与著写历史的做法、态度完全不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先看孔子听讼办案，史记是这么写的，“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意思是，孔子担任官职审理案件时，若在文辞表述上需要与他人商议，从不肯独断专行，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孔子办案，是跟其他法官一起讨论案情，作出判决时其中的词句也是跟其他法官协商好再写判决书，不是一个人独断专行，这体现了孔子的谨慎办案精神，因为每个案子的案情不同，发现真相，确定是非黑白不是一个人能轻易做到的，至于写判决书，更是慎之又慎。那么，孔子著写历史又是什么样的态度与做法呢？
史记是这么写的，“至於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什么意思呢？这段话意思是，等到他编撰《春秋》这部历史著作的时候，认为应当记载的就记载，应当删减的就删减，即便是像子夏这般擅长文采的弟子，也无法改动其中一字一句。弟子们聆听孔子讲解《春秋》时，孔子说道：“后世之人若要了解我孔丘，需依靠《春秋》；若要责怪我孔丘，也需凭借《春秋》。”。办案的时候很谨慎，写历史的时候既不与人商量，也不请人修改，看上去比较轻率，那应该有错误之处，但他的弟子，“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像子夏文采这么好的弟子竟然不能增加或删减一字，等到他给弟子们讲授《春秋》这部历史著作时，说了一句，“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后世的人了解我是通过《春秋》，怪罪我也是通过《春秋》这部书。这就很奇怪了，孔子认为，著写《春秋》这件事，后世的人有可能肯定他，了解他，也有可能怪罪他，他为什么这样说？孔子有罪吗？
关于孔子《著写》春秋这件事，孟子的解读是，后人怪罪他很可能是私人著史的原因，在孔子以前，历史是由官方编撰的，由朝廷设立官员编写历史，如何记录历史，如何评判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都是朝廷去做这件事。孔子并不担任著写历史的官员，没有官方身份，他是以个人或者私人身份书写历史，没有官方资格，却去做官方的事情，是不是有罪？在一些人眼里是有罪的，没有官方身份或者许可，去著写历史，如果写的历史与官方不同，容易引起争议，不是有罪吗？王律师认为，孔子开创了私人著史的先河，为后世司马迁等史学家效仿，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如果历史都是官方著写，都是官方说了算，那么，平民百姓就没有历史话语权，历史就成了帝王将相的家谱，成了帝王将相粉饰劣迹的遮羞布，著史就失去了意义。孔子开创了私人著写历史的先河，就为平民百姓争取了历史话语权，也为《史记》等伟大著作的出现打下了基础，司马迁也是私人身份著史，虽然他曾担任太史令。后人怪罪孔子，不仅是因为私人著史，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史记这么描述孔子著写的《春秋》，“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於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後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什么意思呢？这段话意思是，孔子写的《春秋》，书中以鲁国为核心记载，尊崇周王室为正统，以殷商的旧制为参照，推溯并承接夏、商、周三代的法统，文辞简练但意旨广博。因此吴国、楚国国君自称为王的情况，在《春秋》里仍被贬称为子爵；晋文公在践土与诸侯会盟，实际上是召见周襄王前来参会，而《春秋》中却避讳记载为“周天子巡狩来到河阳”。以此类推，《春秋》便是依据这一原则，来褒贬当时的各类事件，后世的国君加以倡导并推广，让《春秋》的义理法则在天下推行，天下的乱臣贼子便都心生畏惧了。他不仅推崇夏商周三代的法统，还以道德礼仪的标准评判历史人物，吴楚两国的国君虽然称王，但孔子把他们贬为子，只有周天子才是王，齐鲁两国也就是公，吴楚两国只能称为子，而且他还为周天子隐晦避讳，明明是诸侯召见天子，把周天子叫过来，他却写作“狩”，意思就是周天子过去打猎，主动去的，没人召见。以周礼的标准评判历史人物，以道德为准则记录历史，有罪吗？有人认为有罪，这样没有以实事求是态度写历史，隐晦了真实历史，而且你以道德礼仪标准评价历史，周朝早已衰微，周礼不可能恢复，你拿过时的标准写历史，不荒唐吗？王律师认为，孔子有他自己的考虑，他提倡以道德礼仪治国，反对严刑峻法，著写历史也是遵循这个精神，为后世著写历史提供典范，褒扬遵循道德礼仪之人，贬损实施严刑、僭越礼法的小人。这么写历史，就把乱臣贼子钉到了历史耻辱柱上，使得“乱臣贼子惧”。值得一提的是，司马迁著写《史记》，很大程度上也学习了孔子的做法与精神。
后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