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暴力是判决离婚的法定事由之一，但实践中，许多当事人因证据不足、举证困难，在第一次起诉时被法院以“感情尚未破裂”为由驳回。家暴受害者究竟该如何打破“举证难、认定难、离婚难”的困局？
根据法律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是认定夫妻感情破裂的法定情形，受害者有权请求离婚并获得损害赔偿。在广东地区，泽良律师事务所海豚婚家团队就代理了这样一起案件——面对施暴方否认家暴、证据零散的困境，团队通过系统的证据梳理与诉讼策略，帮助当事人成功离婚并争取到损害赔偿。
王某某是广东某市的一名普通职员，与丈夫张某甲结婚多年，育有一子。婚后初期双方感情尚可，但自孩子出生后，张某甲因工作压力等原因性情大变，常因家庭琐事对王某某进行辱骂。起初只是言语冲突，后来逐渐升级为推搡、殴打。王某某为了孩子一再忍让，但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厉。
某日晚，双方因孩子教育问题发生争执，张某甲情绪失控，将王某某推倒在地并连续击打其头部、手臂，导致王某某多处软组织挫伤。王某某当晚报警，公安机关出警后进行了调解，并出具了家庭暴力告诫书。此后，王某某搬离共同住所，与张某甲分居。
分居期间，张某甲多次通过电话、短信对王某某进行威胁恐吓，甚至到王某某工作单位门口堵截。王某某身心俱疲，决定提起离婚诉讼，并要求张某甲支付离婚损害赔偿。然而，当她向法院提交第一次起诉材料时，因证据多为间接证据、缺乏完整的伤情鉴定链条，法院认为家暴事实认定依据不足，判决不准离婚。
第一次起诉被驳回后，王某某感到十分无助。她不明白，明明自己遭受了暴力，为什么法律却“帮不了”她。在朋友的推荐下，她找到了泽良律师事务所海豚婚家团队。
本案的核心法律争议在于：在施暴方否认家暴、直接证据有限的情况下，如何通过证据链的搭建，让法院认定家庭暴力事实成立，并据此判决离婚、支持损害赔偿。
接受委托后，团队律师迅速对王某某此前保留的材料进行了全面梳理，发现了三个关键突破点。
第一，家庭暴力告诫书的法律价值。团队发现，王某某第一次起诉时并未将公安机关出具的家庭暴力告诫书作为核心证据提交。根据《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条，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可以根据公安机关出警记录、告诫书、伤情鉴定意见等证据，认定家庭暴力事实。告诫书是公安机关对家暴行为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认定，证明力较强。团队将告诫书作为核心证据重新组织提交，并辅以出警记录、调解笔录，形成了完整的公权力介入证据链。
第二，伤情照片与就诊记录的时空关联。王某某在事发后曾自行拍摄了伤情照片，并前往医院就诊。团队指导其调取了就诊病历、诊断证明，将伤情照片与就诊时间、报警时间进行对照，形成了“报警—就诊—伤情”的时间闭环，有效反驳了张某甲“伤情系其他原因造成”的辩解。
第三，分居期间的威胁记录。张某甲在分居后发送的威胁短信、微信语音，以及王某某单位同事的证人证言，虽不直接证明身体暴力，但能够反映张某甲的控制欲和暴力倾向，与之前的家暴行为形成印证，进一步强化了“感情确已破裂”的认定基础。
在证据策略之外，团队还预判了张某甲可能采取的诉讼策略。张某甲在第一次诉讼中曾主张双方感情尚可、不同意离婚，并否认家暴。团队判断，第二次诉讼中他仍可能否认家暴、主张王某某“夸大事实”。为此，团队提前准备了王某某的心理咨询记录，用以证明家暴行为对王某某造成的持续心理创伤，从精神损害角度补强家暴事实。
在充分准备后，团队代理王某某再次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同时主张离婚损害赔偿。庭审中，张某甲仍辩称双方只是“普通夫妻矛盾”，否认家暴，并主张王某某的伤情系其自行摔伤。团队律师当庭出示了家庭暴力告诫书、报警记录、就诊病历、伤情照片及威胁短信记录，指出告诫书系公安机关依法作出，具有法律效力，张某甲未能提供任何证据推翻该认定。同时，团队结合心理咨询记录，说明王某某因家暴长期处于焦虑、恐惧状态，夫妻感情已无和好可能。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公安机关出具的家庭暴力告诫书、出警记录及就诊材料，可以认定张某甲对王某某实施了家庭暴力。家庭暴力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判决离婚的法定事由，且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张某甲关于“普通夫妻矛盾”的辩解与查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最终，法院判决准予王某某与张某甲离婚，孩子由王某某抚养，张某甲按月支付抚养费，并判决张某甲向王某某支付离婚损害赔偿金。
“第一次被驳回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没有希望了，是泽良律师事务所海豚婚家团队的律师一点点帮我把证据理清楚，让我知道法律是可以保护我的。”王某某在拿到判决后说道。
收费模式上，团队采用分阶段收费、按合同约定收费、固定收费的方式，费用透明，当事人可根据案件进展清晰了解各阶段支出。
如遇家庭暴力，请及时报警并保留告诫书、就诊记录、伤情照片等证据。可关注泽良律师事务所·海豚婚家团队了解更多婚姻家事法律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