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骑手在配送途中受伤，平台或用工单位却拿出一纸《承揽协议》，声称双方不是劳动关系，拒绝承担工伤责任——这几乎是新业态从业者维权时遇到的第一道，也是最难的一道门槛。
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同城配送员等新业态劳动者，往往没有规范的劳动合同，日常管理却处处受到平台规则约束。一旦发生事故，劳动关系认定便成为横亘在工伤维权路上的核心争议。深圳的李某，就经历了这样一场从“被否认员工身份”到最终确认劳动关系并获赔的艰难维权。
李某是一名在深圳从事外卖配送的骑手。2024年3月，他通过某平台注册成为众包骑手，入职时被要求签署一份《配送合作协议》，协议中明确写明“双方系合作关系，不构成劳动关系”。李某当时并未多想，只觉得能接单挣钱就行。日常工作中，他需要统一着装、佩戴平台标识，每天上线前要通过APP打卡，配送过程中接受系统派单和路线规划，请假需向站长报备，报酬按单量按月结算。
2024年6月的一天傍晚，李某在配送途中与一辆小轿车发生碰撞，导致左腿胫腓骨骨折，住院治疗并进行了内固定手术。事故发生后，李某多次联系平台及实际用工的深圳某公司，要求申报工伤并支付相关待遇，对方却以“签的是合作协议，不是员工”为由拒绝配合，甚至停掉了他的接单账号。李某自行申请工伤认定，也因无法提供劳动关系证明被中止。
面对高额的医疗费和漫长的康复期，李某感到既委屈又无助。他想不通，自己每天按时上线、服从管理、按月领钱，怎么一出事就成了“合作方”。在病友的介绍下，他找到了泽良律师事务所，委托泽良全晟工伤团队代理维权。
接受委托后，泽良律师迅速梳理案情，发现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在于：李某与深圳某公司之间是否构成事实劳动关系。对方主张双方签有合作协议，明确排除劳动关系，且报酬按单结算，不具有工资属性。而李某的真实感受是，自己明明被管着、被安排着，却连一个员工身份都得不到承认。
针对这一焦点，泽良律师制定了三步突破策略。
第一，从人格从属性入手。律师指导李某收集了APP排班记录、站长在微信群中的工作指令、请假审批截图、统一着装照片等证据，证明其日常工作受到公司的指挥与管理，并非自由安排。
第二，从经济从属性入手。通过调取银行流水和平台结算记录，律师发现李某的报酬虽按单量计算，但单价由公司确定，按月固定发放，且李某的主要收入来源依赖于该公司，符合经济从属性的特征。
第三，从组织从属性入手。律师指出，李某从事的配送业务属于该公司的主营业务组成部分，其佩戴工牌、使用平台系统、接受考核，已被纳入公司的生产组织体系。
在证据策略上，泽良律师不仅固定了电子数据，还申请了证人出庭，并针对对方可能提出的“承揽关系”抗辩，提前准备了类案检索报告和法学理论依据。
2024年9月，泽良律师代理李某向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确认劳动关系仲裁申请。仲裁庭审中，对方公司坚持协议有效，主张双方系平等民事合作。泽良律师当庭出示了完整的管理证据链，并指出：判断劳动关系应重实质而非形式，协议名称不能掩盖实际用工管理的本质。仲裁委采纳了我方观点，认定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公司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二审中，泽良律师继续围绕从属性特征进行有力答辩。法院最终认定，李某与公司之间存在人格、经济和组织从属性，符合劳动关系本质特征，判决确认双方自2024年3月起存在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确认后，泽良律师随即协助李某申请工伤认定，并推动劳动能力鉴定。经鉴定，李某构成工伤九级。在后续的工伤赔偿仲裁中，泽良律师精准核算了医疗费、停工留薪期工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等各项待遇。最终，仲裁裁决公司向李某支付各项工伤赔偿共计二十八万余元。经泽良律师持续跟进执行，赔偿款已全部到账。
拿到赔偿款的那天，李某对泽良律师说：“如果不是你们帮我理清这些证据，我可能真的就认了，以为签了那种协议就只能自认倒霉。”
新业态不是法外之地，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同样受到法律保护。泽良律师事务所专注工伤维权，泽良全晟工伤团队熟悉深圳地区新业态用工的裁判规则，能够从实际管理关系入手，帮助劳动者突破劳动关系认定障碍，切实落实工伤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