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生育与照顾劳动

为什么家庭、照顾、育儿至今仍旧被视为主要是女性的责任和劳动？

为什么家务、清洁、照料，至今无论在家庭内还是家庭外，都是高度性别化的劳动？

为什么即便不是母亲，也是外婆、奶奶、外雇的女性保姆在照料婴儿和老人，在从事家务劳动，这些劳动在女性之间层层转手，层层外包？

照顾劳动

照顾为什么都是女性的责任？

那么就让我们沿着这几个问题，一是谈谈“照顾”劳动的性质，这涉及到社会生产和家务劳动的区分，以及照顾劳动的情感特殊性。二是中国“全面二孩”政策实行以来的一些新变化。

蓝佩嘉是台湾地区的一位人类学学者，研究跨国流动的“菲佣”。在著作《跨国灰姑娘》里她写到自己读研究生院时一次颇受震撼的经历。她意识到，知识分子女性坐在一起开沙龙讨论女权的前提是，有保姆此时此刻在家里照顾她们的孩子。

人们在讨论“照顾”时，社会在考虑对“照顾”的理想制度安排时，国家在提供补贴和政策支持时，经常自然而然地认为它是女性的责任。如果不是这些知识分子女性自己去照顾孩子，就是她们聘来的女性劳工去照顾，或者由祖辈女性、姑妈姨妈照顾。“照顾”实践是完全社会性别化的，“外婆帮忙照顾”可能是出于爱，而一位育儿嫂在你家照顾你的孩子、做家务时，她同时还得背井离乡、离开她的孩子。

蓝佩嘉引入了“链状的压迫”概念来形容这个雇佣和外包的链条：就像食物链一样，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一个女性的“解放”背后是另一位女性的悲苦。那我们就必须要问，为什么“照顾”老人和病人、小孩和木地板，这成了女性的义务，女性劳动？

历史学家贺萧研究陕西农村女性在农业集体化时代的生活。她收集口述，发现这些女性回忆1950-1960年代的日常生活时，记忆简直是一团模糊。她的解释是，这是一种刻意遗忘——当时的女性一边育儿一边参加农业生产，生活太苦太累了。

整个五六十年代，有一种“农业劳动女性化”的趋势，这和农业劳动的集体化是同一个趋势。妇女越来越多进入到农业劳动，参与繁重的体力劳动，而男性则逐渐退出集体农业，进入工厂。但女性和男性工分不一样，女性不算整工。而且，当时并不把个人在家庭中的劳动视为生产性劳动，或者给予谅解，女性在进入社会生产的同时，育儿和家务责任丝毫没有减少。

女性在田里的劳动得不到平等的报酬，在家里的劳动又得不到丝毫的补偿，她们回忆当时的生活细节时，核心的两个印象是累、长期睡眠不足——下工还要奶孩子，做饭，半夜缝补衣服，困得要死。现在很多人回忆社会主义时期的男女平等政策，但是，家务劳动的不平等一定要考虑进来。集体化时代妇女劳动任务的繁重，是男性无法想象的。

所以贺萧说，一直以来，研究者喜欢问的问题是，中国妇女到底有没有解放，中国妇女到底有没有革命过？喜欢问，她们是被革命的对象，还是她们自己就是主动革命的一方？她们有没有被充分解放？她们被谁解放了？而贺萧说，更好的问题是，如果没有中国妇女的可见以及不可见的劳动，中国的革命是否还有可能发生呢？

社会性别不是一个顺带的议题。不是说这个议题以前被忽略，现在把它纳入进来，看问题的时候也考虑到社会性别。而是说，它是一个全新的理解和定义问题的维度。可以用它来理解所谓“性别”这个差异性范畴之内的问题，也可以借它重新去理解阶级、城乡、劳动、报酬等问题，理解什么是情感，什么是身体，什么构成劳动，什么构成价值，去理解人的历史处境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究竟想要什么样的更好的生活，什么是“更好一些的生活”。

照顾与生育

有社会学家发现，二胎生育率比政府对“全面二胎化”政策的期待低很多。“二胎”政策并不一定能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有人口学家预测，虽然普遍放开二胎在一时提升了二胎的出生数目和二胎生育率，但这是“积压性生育”，是那些原本就有二胎生育意愿的家庭生了第二个孩子。一胎生育率并没有提高。如果一胎生育水平继续像现在这样持续低迷，二胎生育率恐怕也并不会持续走高。

问题出在哪里呢？与女性选择晚婚晚育有关，与家庭“照顾不过来”有关。背后的原因之一是，国家在制定“二胎”政策时，首先作的是功能性的考虑，即提高生育率，改变中国的老龄化情况，但比较少谈的是照顾问题，也缺乏政府补贴、社会支持、制度安排去解决新生儿数目增长后要面对的缺乏照料、托儿问题、入学问题。

有过育儿经验的人可能会知道，如果单独一个女性是家庭中“育儿主力”的话，一胎或许还可以勉力照顾，但二胎就照顾不过来了。一个孩子三岁半，要去户外玩，另一个一岁，还在母乳喂养，那必须父母各带一个，或者妈妈带一个，共同居住的育儿嫂或奶奶带另一个。出门旅游的时候也是一样。如果只有一胎，家庭在照料问题上的分工、角色很快能相对固定下来，考虑二胎时，则角色要重新调整，很多时候父亲要充分参与，去带那个大孩子。这也是一些家庭决定不生育二胎的原因——父亲不能或不愿充分参与育儿。

“二胎”政策的放开，让“照顾分工”这个旧问题得到了新的讨论机会。无论是否决定生育二胎，这个可能性都让分工角色固化的家庭、让社会可以重新看待“照顾分工的性别化”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让我们能好好思考“照顾劳动”的性质。

“照顾”上有非常强烈的社会性别化的分工，许多人却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人们觉得，如果母亲要上班，没有时间，就让外婆、奶奶过来，再没有时间，就请一个保姆。如果保姆需要监管，就再叫外婆奶奶。很多家庭所作的盘算是，以母亲工资和保姆薪水的高低对比，来决定母亲是否回家全职带孩子。但很少人去追问，为什么我们把社会性别化的照顾分工当作一个给定条件，然后一定要在不同的女性之间分配责任和劳动时间？

上海社科院有一位研究家庭社会学的社会学家张亮。她在著作中讨论儿童照顾政策在二十世纪中国作为一种福利政策的变迁。她发现，儿童照顾在中国不被视为一种公共责任。一方面，国家将家庭的辅导育儿责任最大化，另一方面，国家对儿童照顾采取最少介入的立场，政策上少作为或者不作为。国家希望儿童的照顾能尽量在家庭内完成，如果家庭内部不能完成，就找市场化的解决方案，比如高价送入私立幼儿园，比如找育儿嫂照料。那我补充一点，这和中国在养老问题上的立场是基本一致的，基本把老年人视为家庭责任，用私立养老院这种市场化方案来弥补福利政策的不足。

而我们来看看时间点。“二胎”政策出台、婴儿出生率提高，与这个时刻同步的恰恰是国家深度退出儿童照顾领域。后果是什么呢？由家庭来承担主要的育儿责任，国家给机关幼儿园、国企与事业单位幼儿园享有政府补贴，不同的家庭在育儿上不仅享受的社会资源不平等，而且连国家福利政策都不平等——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能更多受益于儿童照顾福利，儿童享受公共照顾服务的机会取决于父母的户籍、居住区域、职业。乡村或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缺乏可负担、高质量、可靠的照顾。那么我们看社会后果：阶级分化当然会代际传递，也会进一步加重性别不平等，阻碍女性就业，因为往往是母亲不得不回家。另外，张亮老师强调的很独特的一点是，这种照顾上的性别化分工也会导致男性亲职机会的不平等——家庭生活的快乐实际上是父母双方都拥有的一种权利。

还有全职妈妈的问题。张亮老师这点讲得特别好，在理解女性为什么自愿作出全职选择时，她使用的社会学概念叫“时间贫困”，这个概念我觉得实际上也适用于刚才讨论的贺萧谈集体化时代农村妇女的例子。就是说，表面上夫妻双方、孩子父母双方都有一份工作，有一个家庭，但各人实际付出的家务与育儿时间不一样。女性会更多感到时间贫困，忙得要死。所以一个感觉劳累的职场母亲，到最后会认为，回家是对自己更有利的选择，不仅对家庭有利对育儿有利，而且甚至对自己的健康和精神状态都更有利，因为她实在熬不下去了，太累了。

但这样一个看似便利、在经济上对家庭来说合算的选择，背后的原因是她和丈夫需要付出的时间不平等，在育儿上的参与度、情感投入、辛劳程度不同，雇主和劳动力市场又对女性有苛刻要求歧视，女性面对我们刚才说斯劳特问题时谈到的那种“双重压力”，所以她会决定二选一，选家庭，牺牲职业发展。

在这个背景下，很多城市女性选择回家带孩子，认为自己是自愿的，认为这是对自己对孩子对家庭都负责任的选择，甚至不觉得这是种牺牲。其实背后有社会的结构性问题。桑德伯格没有看到社会的结构性问题，没有考虑女性遭遇的现实困境——有的人难以拓宽自己的能动性空间，在既定的社会分工、不平等的政策下，很多人无从选择，而且这种无奈与无能跟这位具体女性她的意志、能力、勇气、社会目标毫无关系，她已经被她自己的性别和她在社会分工、阶层关系、经济地位、身份户口上的位置等等因素固定在了一个无从选择的位置，根本无法向前一步，步步都是逆水行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