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最高检的答复、复函效力如何？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刑事处处长喻海松在其编著的《实务刑法评注》中指出：法律适用答复、复函没有普遍适用的规范效力。

      下级法院就具有法律适用意义的案件或者问题向上级法院提出请示，是各国司法运行的通例，当然形式表现有所不同。在我国，针对地方法院的请示，最高司法机关及其内设部门作出的答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针对部门之间的征求意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及其内设部门的复函也会涉及刑法适用问题。

       社会转型时期，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法律适用难题日益增多，答复、复函也相应增加。在此以答复为例作出说明。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机动车相关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7〕11号）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明知是盗窃、抢劫、诈骗、抢夺的机动车掩饰、隐瞒，机动车五辆以上或者价值总额达到五十万元以上的，属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情节严重”，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司法适用中，对于五辆汽车照此处理问题不大，但机动车的范围较广，如果系五辆摩托车、农用车的案件亦如此僵化处理，则明显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符，故对此需要升档量刑时常存在争议，甚至为此引发抗诉。正因为如此，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关于两高<关于办理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机动车相关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适用问题的请示》（云高法〔2013〕213号）。经研究，《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机动车相关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关规定如何适用问题的答复》（法研〔2014〕98号）提出：“‘机动车五辆以上’，应当是指机动车数量在五辆以上，且价值总额接近五十万元。”显而易见，该答复通过对“机动车五辆以上”限缩解释，以实现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契合。

      与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不同，法律适用答复、复函没有普遍适用的规范效力，但其毕竟代表了最高司法机关及其内设部门的观点立场，故实际往往为司法实务处理类似案件提供重要借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