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被告人A涉嫌出售、购买假币罪，

　　伪造货币罪一案的辩护词

　　根据法律的有关规定，湖南俊彦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被告人A亲属的委托，并征得其本人的同意，指派我所段欢喜律师担任其涉嫌出售、购买假币罪，伪造货币罪一案的辩护人。

　　现就本案相关情况，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关于本案罪名定性方面

　　辩护人对起诉书中认定的A涉嫌出售、购买假币罪，伪造货币罪没有异议。

　　二、关于本案“证据事实”方面

　　出售、购买假币罪：

　　1、关于 与B(黄哥)之间的交易：

　　辩护人对指控该组交易的事实有异议，主要是以下几点：

　　A该指控有部分事实目前证据不足，事实不清。

　　第一，根据目前的证据，案外人B的供述严重缺乏，仅有的一次供述笔录并未提及与被告人的交易情况，目前仅有被告人A的供述和支付宝交易记录，而无其他佐证，导致交易的20元假币的单价、实际发货数量是否有折扣等情况无从查实。

　　第二，根据目前案件发展情况，李出售假币的流向是通过被告A达到案外人C(猴子)处，目前有证明力的只有C一个下家的情况。但C实际购买的数量只有4258张，而无其他证据证实该假币的去处，根据C购买的假币的金额及数量，大量的假币去向是存疑的。

　　因此指控该起购买假币的事实部分不清，证据不足。

　　B该指控购买假币交易的金额、数量过高，相关数额、数量应当予以扣除。

　　第一，根据被告A的供述、当庭陈述及支付宝交易时间记录，可以确定被告与B在2015年10月17日、18日和19日的交易未实际达成，通过支付宝支付的钱款35850元应当予以扣除。

　　被告人第3次供述第3页最后一段，补充侦查1卷供述第2页，补充侦查2卷第一次供述第2页，第二次供述第二页以及支付宝记录，可予以证实。而通过查看被告人A与B的支付报记录、廖与D的支付宝记录可知，廖在10月19日支付B钱款后，没有再与李进行进一步的交易，而在之后廖与案外人D(逍遥)搭上线，开始相关交易。这个事实有有多个证据予以证实，应当得到认定。

　　第二，根据被告A的供述，其曾借B11700元帮助李买车，该款本来打算折抵货款，但李后续没有补发货物，该支付宝记录的支付11700元应当与扣除。

　　被告人补充侦查2卷第一次供述第二页、第二次供述第2页陈述，被告曾于2015年9月20日借给B买车款11700元，该款项打算让B发假币折抵，但B后面没有进行还款及发货，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

　　第三，根据廖第3次口供第3页最后一段陈述，及被告人当庭陈述，每次购买假币，每单会支付15元的快递费，该部分费用应当予以扣除。

　　通过对廖与李之间的交易记录，以及被告人当庭陈述，其购买假币是多个下家购买情况汇总后，廖将钱款和对应下家地址发送给上家，每次交易记录基本上少则三四个下家，多则上十个下家一起进行。辩护人通过统计被告人A与B的交易记录，共有96次。那么以平均每次5个下家计算，每次15元，合计7200元，该部分金额应当予以扣除。

　　除被告人供述及当庭陈述外，该部分事实有手机信息记录、QQ聊天记录为证，至于上家供述是否涉及该部分事实，请法庭一并调查核实。

　　第四，相关支付宝记录缺失。查看本案案卷，第三本证据卷第141、142、148页应当记录6000元全为空白，不符合证据的相关形式，数额应当予以扣除。

　　第五，根据办案民警作出的情况说明，廖与案外人C(猴子)的最后两次交易属于犯罪引诱。根据廖出售、购买假币的销售模式，该犯罪引诱直接影响到廖与李之间的交易数量。该两次犯罪引诱的600张与500张应当予以扣除。

　　综上，廖与李之间的购买假币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即使根据目前的认定，在公诉书认定的金额342427.12元基础上，应当扣除未实际交易的35850元、借款11700元、快递费7200元、未记录的6000元，金额应当是281677元。同时，折算成假币数量时，犯罪引诱的1100张应当予以扣除。最关键一点，金额折算出数量上，折算单价无法从李处得到相关确认，以及折扣发货的问题如何处理无法确认。

　　2、关于 与D(逍遥)之间的交易：

　　辩护人认为，“起诉书”对该组交易作出认定证据不足。

　　根据现有证据，只有被告A的供述及案外人D的支付宝记录，没有其他任何佐证。案外人D的供述并未提及，未予以认可，同时支付宝记录也没有记得是否得到D的确认。同时，综合被告与D的交易记录，其在2015年10月份之前并不存在相关持续交易。

　　因此，辩护人认为，根据证据规则，该指控的购买假币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不予认定。

　　3、关于 与e(一颗蛋)之间的交易：

　　辩护人对指控该组交易的事实有异议，主要是以下几点：

　　A该指控部分事实证据不足，事实不清。

　　根据目前的证据，案外人e的供述严重缺乏，仅有的一次供述笔录并未将其与被告交易情况陈述清楚，目前仅有被告的供述和仅有廖确认的支付宝交易记录，而无其他佐证，导致交易的20元假币的单价、实际发货数量的折扣等情况无从查实。

　　B该指控购买假币交易的金额、数量过高，相关数额、数量应当予以扣除。

　　第一，总金额认定不实。根据廖与单之间的支付宝记录，廖账上支付宝帐单的交易额为143884元，“起诉书”定147424元没有依据，多出的3540元应予以扣除。

　　第二，相关支付宝记录缺失。查看本案案卷，第148、149页，第三本证据卷第142、148页应当记录的2116元全为空白，不符合证据的相关形式，数额应当予以扣除。

　　第三，根据案外人e的供述，以及被告A的当庭陈述，在廖与单交易过程中，单曾向廖借款10000元，之后单归还了4000元，剩余的6000元尚未归还，该6000元借款不应计算入购买假币的金额之中。

　　第四，本案中廖与单之间的交易应当认定为3.0元/张，“起诉书”中认定1.8元/张依据不足。

　　根据廖的供述，价格在1.8元或者1.9元;根据单的供述，价格在1.8元或者2块多或者3元，根据假币交易依据数量价格会有上下浮动，单的供述应当是事实。

　　而根据被告A的当庭陈述，其向单购买白板给封子贵外，还会替其他买主购买成品，成品的价格不可能是1.8-1.9元/张。该论述也可以从对比封子贵向被告A支付的购买款(137690元)少于被告A向e支付的购买款(149974元)来得到印证，因为被告人A不可能亏损。

　　因此，认定全部单价为1.8元是存在问题的，结合案外人单的供述，根据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应当认定为3.0元/张。也请法庭调取案外人e的全部供述进行核实。

　　第五，由于廖购买、出售购买假币的模式，以及廖的下家封子贵(谁主)的供述可知，廖所购买的数量，存在实际发货的数量远远大于廖所购买的数量，比例约为1/4。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印证：首先，根据封子贵的供述，其实际购买2200张，却只收到有600张;实际购买1600张，却只收到有300张，严重打折扣。根据被告人A的当庭陈述，其经常会收到封子贵的反馈少收到货。其次，根据封子贵的供述，其从廖处购买面值20元假币的单价为4元/张，而廖的供述为1.9元/张卖给封，价格的相差可以印证发货数量的减少。因为同样的金额，作为收货方，实际获得假币的数量的减少，其认为的单价自然就高。

　　因此，实际发货的数量远远少于实际购买的数量，折算比例为25%，数量的计算不应单单考虑单价予以计算。

　　第六，被告人支付的快递费用，应当予以扣除。

　　辩护人根据补充侦查卷统计被告人A与e之间的支付宝交易记录，合计78次，根据平均每次交易五个下家予以计算，15元/个下家，合计5850元，

　　综上，廖与单之间的购买假币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即使根据目前的认定，在公诉书认定的金额147424元的基础上，应当扣除多计算的3540元、无记录的2116元、借款6000元、快递费5850元，金额应当是129918元。同时，折算成假币数量时，单价应考虑3.0元/张，发货折扣计算25%，合计10826张，面额为216520元。

　　伪造货币罪：

　　1、综合伪造货币的情节，被告人A在整个过程中起到的作用较小，应当认定为从犯。

　　通过伪造货币的全部流程来研究。结合本案案外人D、f、g及被告的供述，制作假币的流程大体为购买材料、制作模板、打印出白板、烫金、裁剪等，主要环节为制作模板、打印出白板，制作出的白板就可以流入假币市场，烫金的加工环节是较简单，大多人都可以自己完成的步骤。

　　具体到本案，D、f、g、“雷电”、A系共同犯罪，共同完成伪造货币的事项，其中D、f系主犯，g、“雷电”、A系从犯。

　　单独从白板假币烫金线这一加工环节来研究。A与“雷电”、“老吴”、g等人在合作之前就通过QQ认识，且他们都有从事假币相关犯罪的经历。在2015年10月底，“雷电”、“老吴”和A3人与“逍遥”初次见面，然后“雷电”为主说到“逍遥”那拿白板自己烫金，三个人合算同意，“雷电”租赁了房屋，购买了烫金机、烫金纸，“老吴”负责包装，“雷电”负责烫金，A负责将三人汇总的钱汇给“逍遥”购买白板，然后三人将烫好的成品出售给各自联系的下家，互相之间不存在提成。后来“雷电”、“老吴”走了，新进入“潇洒哥”g，g加入就全盘接手，A退出。

　　以上有A的供述和当庭陈述、g的供述、“逍遥”D的供述为证，可知A在整个过程并非起到主要作用，应认定为从犯。

　　合作的具体事实，被告人A的供述、g的供述、D的供述有相同点，更多的是矛盾，请法庭调取全部g的案卷、D的案卷进行综合认定。

　　2、“起诉书”认定被告A团队伪造货币的金额、数量过高。

　　“起诉书”直接以向上游支付的购买金额推算发货的数量，再直接认定伪造的数量，证据不足，逻辑不通。具体异议如下：

　　第一，向上游购买的数量，是被告廖团队伪造的原材料，其是否实际加工伪造，需要其他证据予以支撑证实。

　　根据案外人g口供的第8-10页陈述，结合扣押记录，未加工伪造的货币面值有118335元，在进行面值统计时，应当予以扣除。虽然被告人A陈述购买的原材料已经全部用于加工出售，但廖所获知的信息是片面的，其并未在制造点实际参与烫金，而且在g参与到团队后，A就离开了重庆。

　　第二，向上有购买的金额，通过支付宝记录可以确认，但是实际发货的数量，并不能简单依据购买金额及购买方的单价来进行确定，应结合实际收货情况进行确定。

　　根据案外人g口供第5页陈述，购买3000个，成品只有1300个，退货1700个;购买3000个，成品只有1400个，退货1600个;购买5000个，成品只有1100个，退货3900个，成品率只有34.5%。对于非成品，并未实际伪造，应当予以扣除。

　　第三，在上游实际发货的数量基础上，存在大比例的退货。

　　根据案外人g口供第5页陈述，成品率只有34.5%，退货率达到65.5%;同时，根据案外人f口供第15页的记录，其负责烫金线期间就有两次退货;另外，根据案外人D口供第13-14页，存在退货，且在制作点扣押的55640张20元人民币大部分为退回的非成品。

　　第四，根据上下线梳理，大量的伪造的假币去向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根据全案证据，被告人伪造货币的原材料来源于案外人D，根据D口供供述，其下家只有被告人团队;但团队下家，目前并不存在或者未归案，证据不足，事实不清。

　　当然，这个情况也能推定存在发货打折扣、较高的退货率。

　　第五，在g接手伪造假币时，被告人A替其向D支付了2万元启动资金，该部分应当予以扣除。

　　根据补充侦查2卷第一次供述第5页、第二次供述第3页陈述，“潇洒哥”g全盘接手伪造货币的犯罪行为后，g刚到重庆，没有启动资金，被告人A替其垫付了启动资金2万元，该部分资金由A支付给了D，因此该部分金额应当予以剔除。

　　第六，根据被告人A的当庭陈述，D曾向其借款15000元用于买车，请法庭予以核查并扣减。

　　综上，被告人伪造货币罪名成立，同时是共同犯罪，由整个团队承担责任。且A在整个伪造货币的团队中，属于从犯，起到的作用小。在数额计算方面，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在公诉人指控的99765元基础上，应将未加工的面值118335元、退货的55640张假币、2万元启动资金、借款15000元予以扣除或者考虑近65.5%的退货率，同时也应考虑快递费的扣除。

　　最后，本案是大团伙犯罪，跨越多个省份，取证调查难度极大。尽管被告人A所犯罪的数额极大，但证据不足、事实不清或者不应计算在其名下的数量还是应当予以扣除，请法庭多调查取证，综合认定相关数额，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三、关于本案“量刑”方面

　　量刑情节方面：

　　本案被告人在涉嫌出售、购买假币罪，伪造货币罪案件中，存在以下量刑情节，请法庭予以考虑：

　　1、从犯：

　　通过上述论述，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在伪造货币罪过程中，属于从犯，所起到的作用小。

　　2、大量货币并未流入市场，属于未遂，社会危害性小。

　　在被告人伪造货币的制造点，扣押面值118335元的假币，该部分假币未流入社会，危害性小。同时，被告下家C扣押1330张假币未流入社会，下家封子贵所购买的假币还未出售。

　　3、被告人属于初犯、偶犯，因自身法律知识欠缺，才走上犯罪道路;被办案机关抓获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且积极配合抓捕同案犯，属于坦白;在庭审中认罪悔过，愿意退赃，并尽个人能力缴纳罚款，望从新做人。

　　4、被告人身体较差，一直患有耳鸣，听力残缺。同时，被告年届40岁，但因家庭穷困，至今未婚无后，也属于家中独子，另外上有近70岁的老父母需要赡养。

　　量刑建议方面：

　　本辩护人综合全案证据事实，建议法庭对被告人A适用10-15年左右的实刑刑罚。

　　此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