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从弟律师  原创

      校园侵权是一类较为特别的侵权，在侵权责任法规定中虽然系一般侵权，但因其多涉及未成年学生及学校，较为引人关注。本文对2017年第7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的“仇玉亮等诉人保灌云支公司等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案”进行以下评析：

　　1、该案十分关键的地方在于对学校的过错的认定。学校老师在早晨6时左右组织本班学生进行晨跑，在学校操场照明不足的情况下，开车灯时行照明，并且学校操场有路牙石，导致学生被绊倒，对最终的引起的学生死亡结果，被法院认定学校有过错，判决学校承担学生死亡引起的赔偿金额50%的责任。

　　2、一旦发生学生死亡等严重损害结果，对于死亡原因，最好不私自协商认定，本判决一、二审法院均认为，学生家长及学校，均不是死亡原因的法定认定机构，并无相应的认定能力，其基于自行协商认定的死亡原因，并基于该原因进行的免责约定，最终完全有可能被认定为无效，最终并不能达到双方各自尤其是学校的免责目的，从而带来法律风险。

　　3、该判决显示，对发生学生死亡等严重损害结果时，应当及时保留当时的各种证据，其中十分重要的是报警后的出警记录，因为这是公安机关独立调查时形成的笔录，在民事诉讼证据体系中对同类型笔录的证据性质及证明力虽有争议，但对于认定当时的事实具有重要作用，本案中关于跑步的时间、照明情况及操场路牙石绊倒学生的情况，就直接来源于报警后警方对班主任老师的询问笔录。因此，全面分析引起死亡的各种可能性，并且收集及保留好案发时的各种证据，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4、发生损害结果，可能负有赔偿责任的责任人，在签订涉及相关费用支付时，对费用的性质，不要轻易使用诸如“出于爱心关怀、基于人道主义援助”一类的陈述，从表面上看，这类陈述当然不得用作可能的责任人归责的证据，对责任人起到不能归责于自己的作用，但这类陈述同时隐含着这样一个法律风险：即一旦法院认为可能的责任人最终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时，责任人的前述陈述就使得责任人真的实现了人道主义援助，其赔偿义务却一点都不能免除。本判决正是出现了这种情况，学校与死亡学生的家长签订了援助协议，但学校最终被认定对学生死亡结果有责任，学校应当赔偿，其之前出于人道援助约定并支付的15万元，就没能冲抵其后的30万元赔偿。这就意味着原本学样就只赔偿30万元，最终却支付了45万元。

　　因此，在此类可能赔偿也可能不赔偿的情况下，对于协商支付费用，从可能的责任人方面而言，最好的约定，莫过于不要限定死所支付的费用的性质，或者更为明确地约定：不论可能的责任人是否最终承担赔偿责任，死者近亲属自愿承诺：在领取本协议约定的费用金额后，放弃其他基于某某死亡结果的相关赔偿权利主张，双方之间有关某某死亡引起的权利义利关系全部终结。这样约定，即使将来该协议被法院判决撤销，可能的责任人的前述支付，将来均可以冲抵真正的赔偿，防止重复支付的法律风险；当然，对于受害人的近亲属而言，一旦对方提出类似的约定要约，则应进行相当慎重的考虑，因为这样的约定一经签署，很有可能就会失去再进行赔偿主张的机会，因为签订协议后要想撤销这样的约定，十分困难，理由在于一则受到除斥期间的限制，二则法院对显失公平或重大误解的把握均较为严格。

     （作者：张从弟律师　单位：重庆翔集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