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网络直播行业发展迅猛,俨然成为一种新兴且热门的互联网经济形态,随之而来的则是相关纠纷的日益多发。其中不乏主播与经纪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之争、合同违约之争,主播接受高额打赏后的返还之争,主播在直播过程中遭受人身损害的责任承担之争,以及直播平台之间的不正当竞争等。本文检索了相关案例供读者参考,但不代表每个案件的实务方向。
李某霞诉重庆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 【裁判结果】 主播与合作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说理】 网络主播与合作公司签订艺人独家合作协议,通过合作公司包装推荐,自行在第三方直播平台上注册,从事网络直播活动,并按合作协议获取直播收入。因合作公司没有对网络主播实施具有人身隶属性的劳动管理行为,网络主播从事的直播活动并非合作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其基于合作协议获得的直播收入亦不是劳动法意义上的具有经济从属性的劳动报酬。 广州某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诉江某涛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 【裁判结果】 主播违反合同约定“跳槽”,属于重大违约,应当支付违约金。 【法官说理】 从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某牙公司在合同签订之后,依约为江某涛提供了直播平台、用户资源、网络直播及解说所需要的必要的技术支持、软硬件支持等,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江某涛也已经在某牙平台上进行直播,其合同目的已经实现。 从合同履行情况和结果来看,某牙公司并不存在违约。江某涛在合作期间内,违约离开某牙公司平台,在某鱼直播平台直播,显属重大违约,某牙公司有权依约向其追究违约责任。 刘某(未成年人)诉某科技公司合同纠纷案 【裁判结果】 本案经法官调解后撤诉并自愿返还打赏款项。限制行为能力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进行的与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打赏,一般应认定为无效,监护人可以请求返还。 【法官说理】 司法实践中涉及到的网络打赏、网络游戏纠纷,多数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也就是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这些人在进行网络游戏或者打赏时,有的几千、几万,这显然与其年龄和智力水平不相适应,在未得到法定代理人追认的情况下,其行为依法应当是无效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对未成年人参与网络付费游戏和网络打赏纠纷提供了更为明确的规则指引。意见明确,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俞某华与广州某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王某戎、哈尔滨某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刘某琪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 【裁判结果】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愿作出的打赏,属于赠与性质,无法定撤销事由,一般无须返还。 【法官说理】 直播平台为用户提供平台服务,通过用户购买和使用虚拟货币收取服务费,两者形成网络服务合同法律关系。用户对直播发布者的“打赏”,一般成立赠与合同,除非有证据证明直播发布者接受“打赏”前后须履行具体、明确的合同义务。本案中原告俞某华对被告刘某琪的“打赏”,并未约定要求对方履行特定义务,没有提出“打赏”的对价,因此并非服务合同关系,应当认定为赠与合同。 何某诉北京某科技公司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 主播在直播过程中受伤,直播平台根据过错责任原则承担次要轻微责任。 【法官说理】 非典型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件中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确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该注意义务应当区别于物理空间的安全保障义务,谨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的安全保障义务。在法无明文规定时,以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的过错责任原则(现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为依据,以过错和因果关系为确定民事责任的核心考量要素,结合过失相抵原则,实现最终的责任分担。在确定责任过程中,充分考量各方当事人之间、法律规范与互联网技术发展之间等各类利益冲突,考量制度利益中的核心利益原则、技术中立的自由与限制、公序良俗原则、利益衡量的比例原则等价值衡量的方式,充分论证网络服务提供者需要承担的注意义务,实现规则适用与价值判断的统一有利于更好地引导和规范网络服务提供者主动履行监管责任。 一审判决认定被告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是吴某坠亡的诱导因素。但吴某本人对其死亡承担主要责任,被告对吴某死亡承担次要轻微责任,判决被告赔偿吴某各项损失共计3万元。 二审判决认为被告承担过错侵权责任而非网络安全保障义务,纠正了一审判决适用法律的错误,维持了一审判决结果。 全国首例电竞游戏赛事直播纠纷案 未经授权,实时直播他人享有独家转播权的视频,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应消除影响、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 【法官说理】 本案的重要意义在于为产业更新的过渡期内版权业与互联网产业利益冲突提供了一个新的解决思路。随着互联网产业的发展,产业进一步分工,各种信息分享平台从原来的版权投资者集团中分离出来。在不同产业的利益诉求通过立法得到解决之前,尚存在一段过渡时期,而反不正当竞争法正是在这一过渡期内兼容并包、弥合并促进两个产业发展的必要工具。 目前来看,著作权法作为保护内容提供者的制度工具并不适用于本案,单方面保护不仅会加剧互联网产业与版权产业的矛盾,还隐含着难以把握的滥诉风险。但如果不妥善保护版权业的利益,最终恶性的竞争会给两个产业都带来巨大的损害。 上海知产法院二审认为某鱼公司损害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究其根本,两个产业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市场竞争关系,在产权难以界定的模糊地带,从竞争关系的角度平衡双方的利益是一种稳妥有效的解决方案。当然,真正解决这类问题的关键,仍是通过更加根本性的产权法确定各自的合法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