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配偶出轨后，原配起诉第三者返还夫妻共同财产，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抗辩：
“钱不是他送给我的，是我们一起消费花掉的。”
“我是陪玩、陪聊天的，他付钱是购买服务。”
“我为他提供了情绪价值，这些转账是服务报酬，不是赠与。”
面对这些说法，应该如何判断？
关键不在于对方给这笔钱起了什么名字，而在于转账究竟基于什么原因发生，有没有真实的交易关系，以及相关证据能否相互印证。
一、辩称钱用于吃饭、旅游等共同消费，怎么办？
如果C主张B转来的钱用于双方吃饭、住宿、旅游等共同消费，不能仅凭一张消费凭证，就认定全部转账都属于合理消费。
例如，B向C转账1万元，C称这笔钱用于双方旅游，并提交酒店订单。
酒店订单最多能够证明存在相应的住宿记录，但还需要进一步核实：订单是否对应争议款项、C是否实际参与行程、款项是否确实用于共同消费，以及是否存在其他个人消费或赠与。
如果C提供的订单、付款记录、行程信息等能够相互印证，就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判断款项性质。
反过来，如果只有消费凭证，却无法证明其与争议转账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就不能当然认定这1万元全部属于共同消费。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某笔款项确实属于B直接支付的共同消费费用，其法律性质可能与直接赠与C的财产不同，应当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要求返还。
二、辩称自己是陪玩、陪聊服务提供者，转账属于服务报酬，怎么办？
这类抗辩更值得关注。
例如，C称自己长期为B提供游戏陪玩、聊天陪伴等服务，B向其支付的钱都是报酬，而非赠与。
面对这种说法，首先要审查是否存在真实的服务交易。
可以重点核查：
- 双方是否事先约定服务内容、价格及支付方式；
- 是否有能够证明服务实际提供的记录；
- 转账金额是否与服务内容、次数及价格相匹配；
- 是否存在订单、结算记录或其他交易凭证；
- 相关聊天记录是否能够证明转账的真实原因。
例如，C主张B支付的2万元全部是陪玩报酬，却无法说明具体服务内容、次数和计价方式，也没有相应的订单或服务记录，仅凭双方聊天中出现过“陪玩”一词，并不足以当然证明这2万元属于服务报酬。
但如果确实存在真实服务，且相关付款与服务相对应，就不能仅因为双方存在不正当关系，便直接将所有款项认定为赠与。
是否存在真实服务关系、服务是否实际提供，以及款项与服务之间是否对应，才是判断重点。
三、如果C称自己提供的是“情绪价值”，甚至是恋爱陪伴，怎么办？
相比陪玩、陪聊，这类抗辩往往更加模糊。
C可能主张，自己长期陪伴B、倾听B的烦恼、提供情绪支持，因此B支付的钱是对其付出的报酬。
这里需要区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双方确实存在明确、真实的服务交易，能够证明服务内容、报酬约定及实际履行情况。
另一种则是双方处于恋爱或不正当亲密关系中，B以转账、红包、生活费等方式向C提供财物，事后C将其解释为“情绪价值报酬”。
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如果双方没有明确的服务约定，转账发生在日常亲密交往过程中，金额、频率和聊天内容又更符合赠与特征，那么仅以“我提供了情绪价值”为由，并不能当然证明款项属于服务报酬。
反过来，如果确实存在真实、具体的服务交易，也应当结合证据独立判断。
此外，即使双方之间存在某种服务关系，也不代表所有转账都属于服务报酬。对于超出合理约定、无法与服务对应的款项，仍需分别审查其性质。
四、如果款项被认定为赠与，已经消费掉了，还需要返还吗？
如果能够证明B未经A同意，为维持不正当关系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C，相关赠与行为可能因违背公序良俗而无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后，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依法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
因此，C不能仅以“钱已经花掉了”为由，就当然免除返还责任。
不过，前提是先查清相关款项的性质。真正属于赠与的款项，与能够证明属于独立服务交易或实际消费的款项，应当区别处理。
写在最后
原配起诉第三者返还财产，最容易陷入的误区，就是只关注对方收了多少钱，却没有逐笔分析每笔钱为什么支付。
第三者可以提出消费、服务报酬等抗辩，但抗辩是否成立，最终仍要看具体交易背景和证据。
转账记录证明资金流向，聊天记录可能反映给付目的，订单和消费凭证可以证明部分交易事实。只有把这些证据放在一起核对，才能更准确地判断款项性质。
如果你正在处理类似案件，建议先整理完整的资金往来记录，再将每笔争议款项分别标注为赠与、共同消费、服务报酬、退款或性质待查。
不要急于将所有转账一概认定为赠与，也不要因为对方提出“服务报酬”就轻易放弃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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