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法典》个人信息合理使用的情形清单与评估清单——以“抖音案”为例（下）

（三）合理使用的评估清单

1.著作权合理使用的类比可能性

我国《著作权法》对合理使用，在“情形清单”之外，还要加“评估清单”进行双重检验。两个清单皆满足者，方构成合理使用。比较著作权与个人信息权益，首先，两者标的性质存在差异。《民法典》对个人信息合理使用作出具体规定，明显有别于我国《著作权法》的合理使用。其次，两者在法理上存在类似制度目的。法教义学的“双清单模型”，尤其是其中的“评估清单”，有助于个案中限制合理使用的适用。基于当然解释，举轻以明重，考虑到人格权益对财产权的优位顺序，既然对于平衡著作权财产权的合理使用，通过“双清单”加以限制，那么对于平衡个人信息权益（人格权益）的合理使用，更应当通过“双清单”加以限制。

2.“三方面说”

“抖音案”中法院的裁判思路契合“双清单模型”。法院论述“高成本说”与“阻碍产业说”，实质是对“情形清单”的讨论，法院继而分析“评估清单”：“本院将从姓名和手机号码的特点与属性、信息使用方式和目的、对各方利益可能产生的影响三方面进行分析。”法院所采用“三方面说”与美国版权法“评估清单”的“四因素说”类似。然而，“四因素说”并无中国成文法基础，《著作权法实施条例》明确的评估清单是“三步检验法”，“三方面说”是法官类比“四因素说”创设的。应当区分“三方面说”与“四因素说”，前者无成文法基础，乃司法创设，为“开放评估清单”；后者由美国版权法明确为“封闭评估清单”。法院整体上类比“四因素说”而非“三步检验法”，采用“三方面说”裁判，或许与“三步检验法”内在的可操作性瑕疵有关，体现其判决自洽性考量。

3.“三原则说”

“抖音案”的审理法院应当合理预见到“三方面说”成文法基础的缺失，因此进而采用《民法典》第1035条“合法、正当、必要三原则”作为“评估清单”的法理基础（以下简称：“三原则说”）。但为何法院却反其道而行之呢？其原因在于，“三原则说”是法律原则，缺乏法律规制的可操作性，因此需要引入“三方面说”对“三原则说”加以规则化。这在制度上是法官的自我谦抑，即通过建构“三方面说”，规范限制法官对“三原则说”的自由裁量。此外，应当明确“三原则说”结合“三方面说”为“开放评估清单”。虽然对“合法、正当、必要原则”的列举在形式上可被解释为穷尽式列举，但是在实质上法律原则层面的内涵具有非穷尽性，这也正是司法创制的“三方面说”可嫁接于“三原则说”进行解释的原因。

（一）抗辩与权利之争

（二）合理使用是否排除商业使用

1.“开放情形清单”并不排除商业使用

个人信息合理使用“开放情形清单”的规范基础为《民法典》第999条、第1020条、第1023条、第1036条。从规范解释角度看，“开放情形清单”除了《民法典》第1020条第１款第１项、第３项情形之外，其他合理使用情形并不排除商业使用。“抖音案”中，法院明确“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并不必然排除出于商业目的的使用”，符合对“开放情形清单”的规范解释。

2.“开放评估清单”引入“转换性”

“开放评估清单”中“三方面说”的方面二“信息使用的方式和目的”可考虑“转换性”，这有利于在互联网平台商业使用场景中，通过创新使用的“高转换性”认定“合理使用”。换言之，个人信息商业使用的“转换性”越高，则构成合理使用的可能性越大。

对个人信息的使用只有同时满足 “开放情形清单”与“开放评估清单”，方构成合理使用。“开放情形清单”的规范基础是《民法典》第999条、第1020条、第1023条、第1036条，适用位阶顺序上，应先考虑第1036条，其次考虑第999条，最后考虑第1020条、第1023条。“开放评估清单”的规范基础是《民法典》第1035条“三原则说”与司法创制的“三方面说”。类比个人信息权益与著作权的合理使用，两者在功能主义目的与法教义学上具有可类比性，因此“双清单模型”是统一路径。个人信息合理使用是抗辩而非权利，采用“广义抗辩说”而非“狭义抗辩说”。个人信息合理使用不排除商业使用，并可将“转换性”因素引入“三方面说”来认定互联网平台商业目的创新使用的合理使用，从而平衡个人信息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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