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的合同责任, 生活中遇到这7种合同违约如何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是否构成不可抗力，并不能一概而论，而是需要根据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的基本特征，结合具体的合同具体分析。

《民法总则》第180条和《合同法》第117条均将不可抗力定义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只要同时符合这三个特征，就属于“不可抗力”。

“不能预见”指的是双方在订立合同的时候无法预见该事件。原则上，疫情暴发（尤其是全面暴发）后，疫情就不再属于“不可预见”的事项，因而，对于疫情暴发后签署的合同来说，疫情不应该再属于不可抗力。至于在发现疫情到全面暴发之间，针对具体合同，是否构成“不可预见”，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不能避免”和“不能克服”是指合同履行过程中“不能避免”“不能克服”该事件，这也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疫情暴发的阶段、合同履行的地域、相关政府部门实际采取的措施、前述因素与具体违约情况之间的因果关系等，都应当纳入考量范围。

“不可抗力”是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因不可抗力造成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可以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特提醒读者注意：第一，无论是部分还是全部免责，该不可抗力事件与违约之间必须有因果关系。第二，部分免责还是全部免责，以及部分免责的具体程度，和不可抗力造成的影响密切相关。正因如此，《合同法》也要求受到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当采取措施降低损失，如果放任损失扩大，就扩大的部分，受不可抗力影响而违约的一方并不能免责。

此外，“不可抗力”也是解除合同的法定理由，前提是该“不可抗力”达到了“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程度。

疫情是否构成情势变更，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合同当事人是否可以疫情构成情势变更为由，要求法院变更或解除原合同。答案是需要具体合同具体分析。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在某一合同下，如需符合“情势变更”的要件，则需要同时满足以下几个条件或者特征：（1）在订立合同后，作为合同基础的客观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变化是当事人在合同订立时无法预见的；（2）该客观情况发生后，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3）该事件既不属于不可抗力，也不属于商业风险。为便于理解“情势变更”，请同时参照问题76对“商业风险”的分析。

对“无法预见”的理解，和“不可抗力”中的“不可预见”一样。

“是否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法律本身并没有统一的规定，应当结合具体合同进行分析。一般来说，只是造成一定条件下的履行困难，或者说履约费用增加、利润减少的，不认为构成“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情势变更”本身是赋予当事人一个变更和解除合同的请求权，可以请求法院对原有合同进行变更或解除。是否支持当事人的请求，取决于法院的裁判。而法院对这一问题的裁判本质上是以公平分担为目的，在双方之间分担因为情势变更事件而造成的损失。

司法实践中，考虑到维护交易秩序、维护社会生活稳定的目的，法院在认定某情形是否构成“情势变更”、是变更还是解除合同以及具体变更的条件等问题上，非常谨慎。具体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尊重当事人的请求，二是尽可能避免主动介入双方对各自权利义务的处置，尽可能采取协商、调解的方式，推动双方达成一致意见。

一般来说，商业风险是指商业活动中固有的，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引起的，能够给商业主体带来损失的可能性。常见的商业风险，如物价波动、供求关系改变、汇率涨落、消费观念升级。

“商业风险”和“情势变更”最大的差别在于：首先，商业风险具有可预见性；其次，作为合同成立的客观环境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并未达到异常的程度，并没有根本性地改变合同订立时的客观情形。

商业风险和情势变更在可预见性、变化程度上具有本质上的差别，因此在相应的法律后果上也完全不同，由商业风险带来的损失、后果等，由当事人自行承担。

合同本身，政府部门发布的关于疫情的公告，关于“封城”“停工”“停运”“停业”的公告、命令等均属于“不可抗力”相关的证明。这些公告通常可以从人民政府网站，卫生、交通部门网站获得。另外，某些第三方机构（如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本身也有出具商事证明的惯例，可以根据政府部门的疫情公告、交通延运、延飞、取消等证明，来出具相应的不可抗力证明。

其中，疫情公告说明了疫情发生的时间、严重程度等，结合合同的订立时间，可以用来初步说明合同订立时双方是否能合理预见到疫情的发生；“封城”“停工”“停运”“停业”的公告、命令等，则主要是用来证明疫情带来的影响。

但就具体合同而言，这些证明是否足以证明相关疫情已经构成不可抗力、违约方可以免责，还需结合具体的违约情形，需要考虑证明中的情形与违约之间的因果关系。例如，买卖合同中，如果原本是通过航空运输方式交付货物的，那么公路或铁路方面的停运公告就无法作为合适的证据，因为公路或铁路停运与无法通过航空方式运输不存在因果关系。同样地，卖方因为交货地点“封城”而无法履行交货义务的，需要提供交货地点人民政府或交通部门发布的关于“封城”的公告，但如果交货日期远在公告之前的话，那么这一“封城”公告也无法证明不能交货是合理的。

如果不能证明疫情和无法履行义务之间的因果关系，单纯以“发生疫情”为由要求免除付款义务，基本上不可能得到法律支持。

疫情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方“无法履行付款义务”。在网络银行、第三方支付平台等线上支付还未普及的情况下，银行停止营业还有可能被认为“程序上确实导致无法付款”（即便如此，一旦疫情结束，银行也会恢复营业，这一无法付款的理由也不复存在），但普遍使用网银、支付宝等线上支付的情况下，疫情不仅不会导致无法付款，甚至都很难导致延迟付款。

疫情可能会影响当事人的履约能力，例如，如果当事人从事的是批发零售、旅游、展览等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那么疫情可能会导致当事人资金链紧张，但与合同本身无法履行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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