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某在广州市某区开了一家运动品牌授权店，主营运动鞋服，生意做了将近五年。
2023年初，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公安对其门店进行检查，当场扣押了大量印有某国际运动品牌标识的商品。经品牌方鉴定，涉案货物均为侵权产品。警方随后立案，王某以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被刑事拘留。
涉案货值，经司法鉴定，超过八十万元。
货从哪里来
王某的供货商是一家位于广州的贸易公司，双方合作了将近两年。供货商向他出具过营业执照、品牌授权证书，还有一份看起来正规的代理合同。王某按合同采购、付款、销售，从未直接接触过货物的生产环节。
警方侦查后发现，那家贸易公司本身就是一个中间倒手的环节，货物的源头在外省某制假窝点。供货商提供给王某的品牌授权文件，全部是伪造的。
王某说，他确实不知道货是假的。毕竟供货商给他提供了授权文件。
但"相信了"和"不知道"，在法律上需要分开讨论。
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端如何认定
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是假冒注册商标罪，针对的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标识的行为，通常指向生产、制造端。销售端适用的是第二百一十四条——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构成要件同样包含主观明知。
但司法实践中，两个罪名的界限有时并不清晰。当销售者深度参与进货环节、长期稳定供货、规模较大的情况下，部分案件会将销售者纳入第二百一十三条共同犯罪的框架处理。本案正是如此——王某被以假冒注册商标罪追诉，而非单纯的销售罪名。
这个定性，直接影响量刑幅度。
孙律师切入的角度
王某家属委托广东良马律师事务所孙峥律师介入时，案件已移送审查起诉。
孙律师仔细审阅了全部案卷，重点梳理了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王某在整个侵权链条中的地位和作用。假冒商标商品从生产到销售，涉及制假、供货、零售多个环节，各环节的主观恶性和实际危害程度差别很大。王某处于末端零售位置，没有参与制假，不清楚上游结构，进货渠道单一且有完整的书面合同。他是整个链条里信息最不完整的一环，也是获利最少的一环。
第二个方向是现有证据能否支持"明知是假冒商品仍予销售"这一认定。供货商向王某提供了伪造的授权文件，王某没有专业能力鉴别文件真伪。在进货价格方面，孙律师核查后发现，王某的采购价虽低于品牌方的正规出厂价，但与市场上部分渠道的折扣价格存在重叠区间，不能简单以"进价明显偏低"推定其明知是假货。
基于上述分析，孙律师在量刑意见书中提出：王某主观恶性相对较轻，系受供货商欺骗而陷入侵权，在共同犯罪中作用次要，建议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同时，孙律师协助王某积极退缴违法所得，并与品牌方就民事赔偿问题进行了沟通，促成王某在刑事程序结案前完成赔偿。这一举措在量刑时被法院作为悔罪表现予以认定。
判决结果
2024年9月，广州市某人民法院对王某作出一审判决。
法院认定王某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但综合考量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从属地位、认罪认罚情节、积极赔偿损失等因素，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期二年执行，并处罚金十万元。
判决当日，王某未被收监。
这类案件在知识产权领域并不少见。经销商夹在制假方和消费者之间，往往是证据链条上最容易被追诉的节点，却未必是主观恶意最深的一方。量刑辩护的意义，正在于让司法机关看到这种差别。
【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假冒注册商标罪）、第二百一十四条（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当事人均为化名，本文仅供法律普及参考，不构成针对具体案件的法律意见。如您面临相关法律问题，建议咨询执业律师获取专业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