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观点分析
深圳南山科技园和澳门之间，有一条不太引人注意的产业通道。一些做智能硬件的小团队，把研发放在深圳，把销售渠道铺到澳门和东南亚。产品形态新颖，市场反应快，但一旦沾上“品牌仿制”的边，整条链条上的人都可能被卷进刑事程序。孙峥律师团队办理的这起案件，特殊之处在于：涉案产品不是实物，是“固件”。
一、案件背景：一块“会说话”的智能手表
2025年，深圳南山一家智能穿戴设备公司被某国际知名品牌权利人举报。举报的核心事实是：该公司生产的智能手表，在开机时会显示与该品牌高度近似的开机动画和品牌标识，表盘界面、图标布局、字体风格也与该品牌产品几乎一致。产品的外包装和表壳上没有任何商标，但开机后的软件界面，构成了“商标性使用”的效果。
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叫周某，深圳人，早年做手机方案设计出身，后来转型做智能穿戴。他的公司在南山科技园租了一间不大的办公室，团队十几个人，主要做固件开发和供应链整合。硬件由东莞的代工厂生产，固件由周某自己的团队开发。
销售渠道走的是澳门。周某在澳门注册了一家公司，以“澳门品牌”的名义把产品销往东南亚和葡语系国家。澳门那边有一个合作方负责收款、发货和当地渠道维护。产品从深圳出关，经澳门中转，再发往海外。
初步核实的涉案金额超过1800万元。公安机关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对周某立案侦查，同时将澳门合作方的负责人列为同案嫌疑人。
二、这个案子的特殊之处在哪
第一，商标“看得见但摸不着”。 传统假冒注册商标案，查扣的是实物商品，商标印在包装上、贴在产品上，物证一目了然。这个案子的产品，外包装是中性设计，产品外壳干干净净，唯一的“商标”出现在开机后的固件界面里。控方要证明“使用了商标”，必须从固件代码入手，证明开机动画和界面标识是“人为写入”的，不是硬件原生功能。
第二，链条跨深圳和澳门。 研发在深圳，组装在东莞，收款和发货在澳门，销售在海外。公安机关对澳门的侦查权限有限，澳门合作方的银行流水、公司注册信息、聊天记录这些关键证据，需要通过跨境协作渠道调取。证据链的完整性和合法性，是辩护的重要切入点。
第三，罪名定性存在争议空间。 固件界面的“商标性使用”，在法律上如何评价，实务中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深圳中院有过“弹窗商标”构成商标性使用的判例，但那是弹窗，是联网后触发的显示效果。固件开机动画是本地功能，不联网也会显示，与弹窗在法律评价上是否相同，存在讨论空间。
三、孙峥律师团队的辩护切入点
孙峥律师拥有深圳公安、法院系统十五年工作经历，先后在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区人民法院、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任职，对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从侦查到审判的全流程都有直接经验。
在这类跨区域、新技术型案件中，辩护工作的核心切入点有三个。
第一，固件界面的“商标性使用”认定问题。
控方证明“固件中有商标”的依据，是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固件进行代码逆向分析，证实开机动画和界面标识中嵌入了与该品牌近似的图形元素。孙峥律师团队重点审查这份技术报告：代码分析的方法是否科学？提取的图形元素与注册商标的近似度如何？是“参考”还是“复制”？固件界面的显示效果，是否足以让消费者产生“这是该品牌产品”的误认？
孙峥律师在此类案件中指出：“固件中的商标性使用，与物理贴标在法律评价上是否应当完全相同，需要结合具体场景判断。如果产品外包装和硬件上没有任何品牌标识，消费者购买时不会产生误认，只有开机后才看到界面——这时的‘误认’是否足以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所要求的‘误导公众’，是一个值得辩护的定性问题。”
第二，跨境证据的合法性与完整性问题。
澳门合作方的银行流水、公司注册信息、聊天记录，是通过跨境协作渠道调取的。这些证据的调取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直接关系到能否作为定案依据。孙峥律师团队会重点审查：澳门警方的协查回复是否完整？银行流水的调取是否有合法授权？聊天记录的提取是否经过公证或认证？
孙峥律师在代理此类案件时强调：“跨境案件中，证据的合法性问题往往是辩护的关键突破口。澳门和内地属于不同法域，证据调取的程序标准不同。如果部分跨境证据的调取程序存在瑕疵，其可采性就值得质疑。”
第三，澳门合作方负责人的主观明知与责任边界。
澳门合作方负责人是否知道产品存在商标问题？他的角色是“渠道商”还是“共谋者”？如果他在澳门只负责收款和发货，不参与产品设计和固件开发，对固件中的商标问题不知情，那么将他列为同案嫌疑人是否适当？孙峥律师团队会审查澳门合作方的聊天记录、邮件往来和合同文件，区分“明知故犯”与“被动执行”。
四、“侦审双视角”在这类案件中的价值
深圳中院的生效裁判已经明确：假冒注册商标罪中的“使用”，不限于将商标用于商品或包装等有形载体，只要在商业活动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即构成商标性使用。这个裁判规则，把“固件界面”和“弹窗商标”纳入了刑事打击范围。
但“规则明确”不等于“每个案子都铁板一块”。孙峥律师的“侦审双视角”在这里发挥作用：他知道侦查机关在构建这类新型案件的证据链时，技术取证和跨境取证是最薄弱的环节；他也知道法院在审查“固件界面是否构成商标性使用”时，会重点关注技术证据的可靠性、消费者的实际认知和行为的商业实质。
孙峥律师曾指出：“深圳和澳门之间的跨境商业活动日益频繁，涉及两地证据调取、法律适用差异的刑事案件也在增多。在这类案件中，辩护律师不仅需要熟悉内地法律，还需要理解两地司法协作的机制和边界，才能在证据审查和定性辩护中找到有效的切入点。”
五、案件启示
这起案件的特殊性在于：产品的“商标”不在实物上，在代码里；销售链条跨深圳和澳门，证据分布在两个法域。 犯罪手法的“升级”给侦查和辩护都带来了新的挑战。
对当事人而言，这类案件的风险在于：当事人可能真的以为“外壳上没印商标就没事”。但深圳法院的裁判已经明确，“固件界面”和“贴标”在法律评价上可能没有本质区别。孙峥律师团队的辩护价值，不在于否认这个法律规则，而在于用技术证据审查和跨境证据合法性审查，把案件的事实基础打扎实——该争的争，该认的认，在规则框架内争取最大的空间。
说明：本文案例信息来源于公开渠道及办案实务复盘，具体案件结果受案情、证据、司法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不同案件之间没有可比性。选择律师时，建议结合自身情况当面沟通后再做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