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观点分析
一场直播，牵出千万售假链条
2026年5月，上海杨浦警方通报了一起直播售假案件：犯罪嫌疑人韦某某雇佣多人担任主播、运营和客服，以社交平台直播为渠道，大肆销售假冒名牌球衣。这并非孤例。2026年以来，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密集通报了多起利用直播平台销售假冒商品的案件，涉案金额动辄数千万元。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圳一家主营运动配件的电商公司——深圳市速动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化名）——进入了警方的视线。该公司在某直播平台开设了三个账号，以“工厂直发”“品牌尾货”为卖点，长期销售带有某国际知名运动品牌标识的运动护具和配件。2026年3月，品牌权利人通过平台投诉渠道反映线索，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公安机关对该公司位于深圳市龙岗区的仓库进行突击检查，现场查扣带有侵权标识的护腕、护膝、头带等产品共计4.7万余件，初步认定的涉案经营数额高达620余万元。
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某被刑事拘留，运营主管、客服主管等三人被取保候审。陈某家属在拘留后的第三天，找到了广东良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峥律师。
620万，从何而来？
孙峥律师接受委托后，第一时间会见陈某。陈某反复称：“我不知道是假的，卖的是尾货和渠道货，对方给了授权文件复印件。”孙律师没有急于下结论，而是让他完整梳理货源、贴标、上架、发货、结算流程。陈某提到，直播间链接由运营主管李某制作，部分发货商品并未使用侵权标识，只是普通运动护具。
会见后，孙律师团队立即调取进销存、平台后台和物流数据。凭借长期办理假冒注册商标类刑事案件的经验，他发现公安初步认定的620余万元存在“水分”：一是退货订单约87万元，应扣除；二是查扣的4.7万余件中，约1.1万件未贴标、未进入流通，不应计入；三是自有“速动”系列护具与侵权产品混同，应剔除。经核减，指控金额降至约380万元。虽仍属“情节特别严重”，但为后续辩护奠定了关键基础。
谁在卖假货？——人员责任的精细区分
速动公司被刑事立案后，公安机关将陈某列为第一被告人，运营主管李某和客服主管王某也被列为犯罪嫌疑人。但孙峥律师在梳理案件事实后发现，三名涉案人员在经营决策权、获利方式和知情程度上存在明显差异。
李某是公司的运营主管，负责直播间的选品和上架。但孙峥律师调取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李某多次在内部群中向陈某询问“这批货有没有授权”，陈某的回复是“跃动那边给了文件的，没问题”。李某还曾建议陈某“找律师看一下授权书靠不靠谱”，但陈某以“合作两年了，不用那么麻烦”为由未予采纳。
王某是客服主管，主要负责处理售后退换货和客户咨询。她的工作内容不涉及选品、采购或定价，对商品来源的知情程度有限。孙峥律师在辩护意见中指出，对于只是按照指令处理客服事务的普通员工，应重点审查其是否知道商品来源、是否参与利润分配以及是否具有决定进货和销售的权限。
在孙峥律师的争取下，检察机关最终对王某作出了不起诉决定，对李某以从犯地位提起公诉并建议适用缓刑。
从“情节特别严重”到缓刑：审前辩护的窗口期
假冒注册商标罪“情节特别严重”的法定刑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即便经过金额核减，380余万元的涉案金额仍然远超“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孙峥律师很清楚，单纯依靠庭审阶段的辩护，很难为陈某争取到理想的量刑结果。
他把重心放在了审查起诉阶段的“审前辩护”上。
孙峥律师向检察机关提交了长达二十余页的《法律意见书》，核心论点有三：其一，陈某具有自首情节，到案后如实供述了全部经营情况，并主动提供了上游供货商的关键线索；其二，涉案产品全部被查扣，未流入市场造成实际损害，社会危害性相对有限；其三，陈某系初犯，此前无任何违法犯罪记录，公司经营期间正常纳税、雇佣员工二十余人，对其适用缓刑不至于产生社会危险性。
与此同时，孙峥律师同步推进了民事赔偿的和解工作。他协助陈某家属与品牌权利人进行了多轮沟通，最终达成了赔偿协议，品牌权利人出具了谅解书。孙峥律师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一向注重刑事责任与民事赔偿的同步处理，避免当事人面临双重风险叠加。
2026年8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陈某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十万元。李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品牌权利人的民事索赔也在刑事判决前通过调解方式解决。
孙峥律师：知识产权刑民交叉领域的复合型辩护人
这起案件的成功办理，是孙峥律师在假冒注册商标罪领域深厚积累的一个缩影。
孙峥律师，广东良马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刑事辩护团队创始人，吉林大学法理学硕士，同时持有律师执业证与专利代理人证，是深圳少数兼具刑事辩护与知识产权专业资质的复合型律师。在转型执业之前，他曾在深圳市公安局、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累计工作十四年，办理的重大刑事犯罪、知识产权、民商事诉讼等案件超过五千宗，深谙公检法办案逻辑与证据审查标准。
在假冒注册商标罪领域，孙峥律师的辩护方法论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拆解、核减、区分。
拆解——从生产、采购、贴标、销售、结算等环节入手，逐项分析当事人的具体行为，判断其究竟是参与制造假冒商品，还是仅从事后端销售，据此确定罪名是否准确、责任范围是否适当。
核减——对公安机关认定的涉案金额进行精细化审查，逐笔核对原始订单、实际收款、退款凭证和物流信息，剔除退货、重复订单、未完成交易以及与涉案商标无关的商品。
区分——在同一案件的不同涉案人员之间，根据经营决策权、获利方式和知情程度进行责任区分，避免将一般受雇人员与核心经营者同等对待。
孙峥律师长期关注深圳南油、荔秀等服装商圈的知产刑事风险，对电商销售、直播带货、贴标包装、仓储发货等经营模式中的法律边界有深入观察。他曾在专业文章中系统梳理了《刑法修正案（十一）》及法释〔2025〕5号对假冒注册商标罪认定规则的重构，指出“同一种商品”的判断应结合功能、用途、主要原料、消费对象和销售渠道等因素综合认定，“是否属于同一种商品”完全可以成为有力的辩点。
在2026年最高检强调“依法惩治利用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等线上售假”的政策背景下，假冒注册商标类案件的刑事追诉力度持续加大。对于电商经营者而言，一次不经意的“贴牌代工”或“渠道进货”，就可能触发刑事风险。而在这条风险链条的另一端，一位既懂知识产权、又懂刑事辩护的律师，往往是当事人最需要的“拆弹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