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观点分析

原告：A公司。

法定代表人：邱某，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华，上海达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B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某。

被告：沈某。

原告A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支付货款人民币124,800元；2、判令两被告偿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124,800元为本金，自2015年11月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事实与理由：2015年3月3日，原告与被告B公司签订产品销售合同，约定B公司向原告采购一台叉车，价格为124,800元。原告交付产品后，B公司迟迟未支付货款，后多次向原告出具还款承诺书，但仍未按约付款。2017年8月18日，被告沈某又以个人名义向原告出具欠条，但仍未支付任何货款，原告遂提起本案诉讼。

被告B公司、沈某均未作答辩。

经审理查明：2015年3月3日，原告作为供方、被告B公司作为需方签订《产品购销合同》一份，约定B公司向A公司购买规格型号为CQD15L-50(座驾式)台励福叉车一台，价格为124,800元。结算方式约定货到开出30%现票，余款开两张35%期票，两个月内付清。

2015年4月3日，A公司向B公司开具12张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10张金额为11,232元、2张金额为6,240元，合计124,800元。

B公司就全部货款开具三张支票，分别为：出票日期2015年4月14日的中国建设银行支票，金额为37,440元；出票日期为2015年4月30日的中国建设银行支票，金额为43,680元；出票日期为2015年5月31日的中国建设银行支票，金额为43,680元。三张支票均标注不得背书转让，原告向银行委托收款后均未能兑付。

2015年11月2日，B公司出具《还款协议》一份，确认双方合同关系及应付货款金额为124,800元，因种种原因B公司没能及时支付货款，现决定2015年11月、12月分两次付清。

2017年2月26日，B公司法定代表人沈某以B公司名义手写出具《欠款说明》一份，称：应付货款124,800元将于2017年3月底之前开始支付，2017年6月底之前付清。

2017年8月18日，沈某以个人名义手写《欠条》一份，内容为：沈某于2017年8月18日借款(前期货款)124,800元，2017年9月5日前付清部分款项，余款于2017年前付清，以前所有借款借据全部作废，如果到期未付，违约金银行利息支付。

2018年3至7月被告法定代表人邱某通过短信向沈某催款未果，遂涉诉。

上述事实由原告提供的产品销售合同、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支票、还款协议、欠款说明、欠条、短信记录等证据以及原告的当庭陈述等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B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原告按约提供叉车后，被告理应及时支付价款。被告B公司以还款协议、欠款说明的方式多次确认结欠原告货款金额，但始终未能按约履行全部付款义务已构成违约，应承担金钱债务的实际履行责任及违约责任。原告主张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未违反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和支持。关于被告沈某的责任，原告确认沈某与原告及原告员工并不存在借贷关系，沈某个人出具的欠条指向为B公司结欠原告货款，沈某承诺付款的行为构成对B公司债的加入，应与B公司共同承担付款义务，原告主张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两被告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系其自愿放弃质证、答辩等诉讼权利之行为，应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后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二、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B公司、沈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A公司货款124,800元；

二、被告B公司、沈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A公司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124,800元为本金，自2015年11月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