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我有幸参加张华老师第1期民商诉讼实务特训营。10月31日下午学习模块二“诉讼请求因缺乏法律依据被法院驳回的25种情形”,感受很深。张华老师曾任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具有基层法院、中级法院至最高法院的完整审判履历,又兼具民商法学博士的理论功底。这样的授课背景,使他对诉讼请求问题的讲解既不是简单罗列法条,也不是就案论案,而是从法官裁判思维、请求权基础体系和律师实务操作三个维度展开,让我对“诉讼请求为什么会被驳回”有了更系统、更立体的认识。
过去我们谈败诉,往往首先想到证据不足、事实不清、法律关系复杂。但这次课程让我意识到,很多案件败诉的种子在一审诉讼请求确定时就已经埋下。诉讼请求是诉讼的“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后面再努力也可能南辕北辙。张华老师将诉讼请求因缺乏法律依据被驳回的情形归纳为六大类25项,包括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权基础选择错误、程序路径错误、援引错误法律规范、不能满足法律规范构成要件、责任形式与法定责任形式不符。这25种情形看似分散,背后却有一条共同主线:诉讼请求必须建立在适格、具体、可满足构成要件的请求权基础之上,并选择正确的程序路径和责任形式。以下是我结合课程内容形成的几点学习感悟。
一、25种情形不是“清单”,而是请求权基础思维的具体展开
课程给我最直接的冲击,是不能再把诉讼请求当作“写诉状时的一句话”,而应当把它作为一件需要反复校验的法律工程。张华老师把25种情形分为六类,实际上对应了律师办理民商事案件时的六个追问:第一,我的请求有没有法律依据?第二,我选择的请求权基础是否适格?第三,我走的程序路径对不对?第四,我援引的法律规范是否与案件事实匹配?第五,案件事实能否满足该规范的构成要件?第六,我要求的责任形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比如“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一类中,预约合同纠纷请求判令签订正式合同,表面上是在要求继续履行,但《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8条将违约方救济限定于赔偿损失,并不包括强制缔约;房屋共有人主张共有权优先于抵押权,法律并未规定此种优先顺序;既无约定也无法定却主张连带责任,违背连带责任法定或约定主义;以公司人格否认为由要求一人公司对股东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属于“反向刺破公司面纱”,并未上升为法律规则;合同纠纷中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也缺乏法律依据。这些情形提醒我,律师不能凭“公平”“合理”“应该”去设计诉请,而必须找到具体的规范支撑。法律原则可以作为解释和说理的资源,但一般不能直接作为请求权基础。
二、请求权基础选择错误,本质是法律关系定性错误
第二类“请求权基础选择错误”让我印象尤深。借名买房纠纷中,借名人可以依据代持关系请求出名人协助过户,但不能直接确认房屋所有权;股权转让后原股东仍以股东身份主张利润分配请求权,忽视了股权转让后股东权利一并转移;融资性贸易中以买卖合同为基础主张货款,法院审查后认定“名为买卖实为借贷”,请求权基础选择错误;援引法律原则作为请求权基础,则容易因缺乏具体规则而被驳回。
这些问题的共同点是:没有先对法律关系进行准确“定性”。律师接案时最容易犯的错误,是当事人说“买卖”,我们就按买卖写;当事人说“合作”,我们就按合作写;当事人说“不公平”,我们就用公平原则。但法官裁判时首先要识别真实法律关系,再寻找对应规范。张华老师的讲解让我更加坚定一个习惯:接案初期必须做“法律关系定性—请求权基础检索—构成要件拆解”三步工作,而不是急于计算金额、起草诉状。定性错了,请求权基础就会错;请求权基础错了,证据组织也会跟着偏。
三、程序路径错误,是实体请求之外的“隐形败诉点”
第三类“诉讼请求的程序路径错误”对我触动很大。对执行裁定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对裁判文书认定的事实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执行程序中申请追加出资加速到期的股东为被执行人、执行程序中援引民法典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申请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这些请求并非实体上完全没有道理,而是走错了程序路径。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对象是审理阶段判决、裁定的主文及调解书中处理民事权利义务的结果,执行程序中的裁定应通过执行异议、复议解决;执行追加被执行人坚持法定主义,不能直接引用实体裁判规则扩大追加范围。
这让我反思,过去我们比较重视“告谁、告什么”,但对“怎么告、在哪个程序里告”研究不够。程序路径错误有时比实体理由不足更可惜,因为当事人并非没有权利,而是把权利放错了救济渠道。今后在涉及执行、破产、第三人撤销、追加被执行人等问题时,我必须先做程序路径审查,必要时通过另诉确认基础法律关系,再进入相应程序。
四、援引规范错误与构成要件不符,是“刀把与刀刃不配”
第四类“援引错误的法律规范”和第五类“不能满足法律规范构成要件”,让我进一步理解了张华老师所说的“刀把与刀刃完全不配”。股权转让分期付款纠纷不能简单援引买卖合同分期付款规则,因为股权转让与消费者买卖在交易性质、标的特点上并不相同;预约合同违约赔偿不能援引缔约过失责任规则,因为预约违约责任与缔约过失责任在赔偿范围、规范基础上并不交叉;企业法人也不能援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三倍赔偿,因为公司不具备“为生活消费需要”的消费者身份。
第五类则更强调构成要件校验。侵害生命权但不符合侵权四要件、以增资扩股稀释股权为由行使债权人撤销权、互负债务抵销后仍主张代位权、以大股东滥用职权为由诉请解散公司、缔约过失损失与行为之间缺乏因果关系,这些案例都说明:即使找到了看似相关的法条,也必须逐项核对行为违法性、损害事实、因果关系、主观过错,或者核对撤销权对象、代位权前提、公司解散法定条件等。尤其是因果关系,往往不是靠情绪和常理就能证明的。大连某游艇公司缔约过失案中,法院之所以驳回,就是因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损失与缔约过失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且未证明及时采取措施避免损失扩大。这提醒我,诉请设计必须与证据链同步,不能先写请求再找证据。
五、责任形式不符,是“赢了道理却拿不到支持”的常见原因
第六类“要求对方承担的责任形式与法定责任形式不符”非常实务。买卖合同纠纷中主张惩罚性赔偿,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等特别规定外,一般不予支持;公司诉讼中未根据商业场景选择正确的责任形式,比如减资未通知债权人,有过错股东应在减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而非当然承担连带责任;债务人破产后仍主张代位权直接受偿,混淆了“直接受偿”与“优先受偿”,破产程序中应公平受偿;向担保人主张违反担保责任的违约金,则违背担保从属性,超出主债务范围的惩罚性责任部分无效。
这部分让我认识到,责任形式不是“写得越重越好”。连带责任、补充责任、补充赔偿责任、赔偿责任各有法定适用场景。诉请写得过重,看似有利于当事人,实际上可能因责任形式不符被驳回,反而增加诉讼成本。律师应当根据法律关系、过错程度、因果范围、履行顺序和破产程序等,精准选择责任形式。
六、今后的行动清单
这次课程不仅让我“知道”,更让我思考“怎么做”。结合张华老师讲授的内容,我给自己定了几个行动清单:
第一,接案后制作“请求权基础审查表”,逐项写明法律关系定性、请求权基础、具体法条、构成要件、证据对应、责任形式和程序路径。
第二,诉请逐项标注法律依据,避免“一句话诉请”没有规范支撑。
第三,类案检索常态化,重点关注最高法院指导案例、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案例和典型案例,尤其是请求权基础、程序路径和责任形式方面的裁判要旨。
第四,复杂案件在起诉前进行团队讨论,专门挑诉请的“毛病”,把可能被驳回的点提前排除。
第五,庭审中重视法官释明,发现诉请不适当及时依法变更或补充,不固执坚持错误请求。
第六,持续训练法律关系定性能力,避免被当事人朴素的“买卖”“合作”“不公平”表述带偏。
张华老师在课程最后说,只有读懂弄通每一项法律规则的逻辑原理,并做到融会贯通,才可能减少诉讼请求因法律依据缺失被法院驳回的风险。这句话我记了很久。25种情形不是让我们背清单,而是让我们养成一种思维:从请求权基础出发,以构成要件为检验,以程序路径为保障,以责任形式为落点。作为执业律师,我们不仅要做“会起诉”的律师,更要做“会请求”的律师。感谢张华老师的精彩授课,也感谢这次特训营提供的系统梳理。接下来,我会把10月31日下午的学习内容真正转化为办案习惯,在每一个案件中把诉讼请求做扎实,尽最大努力减少当事人因请求不当而承受不必要的败诉风险。
11月1日上午我们将学习模块三“举证质证的方法和技巧”,下午我们将学习模块四“一审败诉的事实认定问题”,同时进行案例演练。每个模块的学习,四个小组都讨论、总结学习心得和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