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培栋律师
律师观点分析
《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出售或者运输的动物，经检疫符合下列条件，由官方兽医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一）来自非封锁区或者未发生相关动物疫情的养场所；（二）按照国家规定进行强制免疫，并在有效保护期内；（三）临床检查健康；（四）农业部规定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检测结果符合要求；（五）养殖档案相关记录和畜禽标识符合农业部规定。
上诉人的行政行为不符合五项中的任何一项，（一）不符合来自非封锁区或者未发生相关动物疫情的养场所，上诉人在作出《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前应该对被检疫的牛进行现场的检疫，并通过所检疫牛的生产档案、防疫档案，对牛的来源及是否染疫等情况进行核查。上诉人及第三人称该批牛来自非封锁区，系在山丹周边收购，但并没有提供证据证实该批牛的来源
（二）不符合按照国家规定进行强制免疫，并在有效保护期内；上诉人及第三人称，其所养殖的牛系每年的4月、10月进行集体免疫，但案涉的67头牛系2019年6月17日调入，新调入的这批牛是否进行了强制免疫没有证据，档案记载不全，而作为检疫机关的上诉人，在进行现场检疫时，并没有发现或提出存在的问题第
（三）不符合临床检查健康，根据农业部反刍动物产地检疫规则。4.3临床检查、4.3.1 检查方法、4.3.1.1 群体检查。4.3.1.2 个体检查、4.3.2 检查内容、4.3.2.1出现发热、精神不振，食欲减退、流涎，蹄冠、蹄叉、蹄踵部出现水疱，水泡破裂后形成暗红色烂斑，感染造成化脓、坏死，蹄壳脱落，卧地不起；鼻盘、口腔黏膜、舌、乳房出现水疱和糜烂等症状的，怀疑感染口蹄疫、可见上诉人是没有进行临床检查健康的.
（四）不符合上诉人农业部规定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检测结果符合要求；上诉人作出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4日有效期内，67头牛即被确定患有口蹄疫，2019年7月10日，上诉人对案涉67头牛作出《动物检疫合格证明》，7月12日从张掖启运，当日晚11点多被哈密市动物卫生监督所疑似口蹄疫染疫扣押，7月13日被哈密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临床检测为口蹄疫染疫牛，且当日采样经国家口蹄疫参考实验室检测确诊为口蹄疫FMDV”0”型，上诉人所提交的现场记录单记载“需要对检疫的牛进行实验室检测”，而上诉人的实际检测方法和事实并没有进行实验室检测，上诉人并没有进行发证前的实地的检查，并与其所提供的证据互相矛盾。
（五）不符合养殖档案相关记录和畜禽标识符合农业部规定。被告应该对养殖档案进行核查，上诉人提交法庭的养殖档案，养规档案记載内容不规范、不全面，且明显存在撕除痕迹，养殖场内畜禽，尤其是2019年6月17日调入的67头牛均来源不明，亦未按规定记载畜禽标识顺序号，无法证实和反映案涉牛是否免疫的情况，恰恰证实了上诉人并没有核查第三人陈佩的养殖档案
六、上诉人提供的“申报处理结果”、“动物产地检疫记录单”均证明，上诉人进行现场检疫的时间为2019年7月12日，而根据双方提供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其作出时间为2019年7月10日，存在先作出《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而后才进行现场检疫的程序倒置问题，与上诉人认可的进行现场检疫是作出《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的必要和前置程序事实，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官方兽医先实施现场检疫，经现场检疫合格的出具检疫证明的程序，均不相符。上诉人称的先打印的检疫合格证明是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所致，该理由不符合行政许可证发放的前置条件，不是上诉人先发证、后检疫的合法理由；
七、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货主申办取得的《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该行政许可系2013年3月取得，已超过《甘肃省动物防疫条例》第十条第三款规定的三年有效期，上诉人庭审中认可现场检疫中已发现《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超过有效期，并主张已通知货主进行补办，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亦不能证明该《动物防件合格证》有效期届满后，被许可人申请续期获并且其养殖场的防疫条件至今仍然满足要求。上诉人作为作出《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的行政主体和相关事项监管单位，应当依法进行必要审查。上诉人没有进行检查，上诉人在发放《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前，其应该履行的行政职责并没有完全履行到位。
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认为因上诉人未依法查验资料和畜禽标识，未依法做实验室检测和临床检查即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发放程序不合法，程序显属违法，作出动物检疫合格证不具有合法性，一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合法、合理，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上诉，维持原判。
代理人：杨培栋
2021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