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话说“养儿防老”，虽说传统上老百姓一般把养老的义务主要放在儿子身上，但现代社会中，女儿和儿子一样具有对父母亲进行赡养的义务，这是法定强制义务，不会因父母的过错或其他原因而解除，父母能不辞辛苦抚育儿女长大成人，儿女也应不讲条件地照顾和赡养老人，动物尚有“乌鸦反哺”、“羊羔跪乳”之举，而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理应做得更好。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所以完整的赡养义务包括物质供养,精神慰藉,生活照料3个方面:

1、经济上供养有扶养能力的成年子女在父母无经济收入、或者经济收入不足以维持当地最低生活需要时,要为老年人提供必需的赡养费用。如果子女和父母共同居住,子女应当为父母提供必要的衣、食、住、行方面的必要条件;对于不能或不愿与父母共同生活的子女,子女应当为父母提供必要的赡养费用。

2、生活上照料生活上照料是指帮助年迈体衰的父母

《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该条规定明确了子女应当履行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另一方面也明确父母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两个条件，一个是年老体弱、无劳动能力，另一个是生活困难。

案情简述

原告孙老太系某公司退岗家属，每月有养老金及其他生活补贴等近三千元收入。孙老太与其丈夫李某结婚后生育长女李大、长子李二、次女李三三个子女。2013年4月，长女李大于起草了一份“赡养协议”，协议约定：“一、母亲现有一套住房在有生之年不允许变卖，留作晚年自用，闲置期间可以酌情出租，但房屋租赁租金属母亲所有。二、母亲有自己的养老收入，…三子女需分别轮流承担陪伴照料义务，母亲由哪位子女照料陪伴，其他两位子女需每月支付500元赡养费，并于每月30日前汇入指定帐号，…”签订该赡养协议时，原告孙老太知道且同意该份赡养协议的内容。协议签订以后，母亲先在大女儿李大处生活，后于2013年11月底至2015年开庭时都在广东与儿子李二一同生活，之前李二也按月向母亲支付赡养费。大女儿李大和小女儿李三给母亲按月支付赡养费至2014年5月，后得知母亲将乌市的房子无偿赠与给弟弟李二之后，李大和李三不再给母亲支付赡养费用。2014年11月25日，李大通过EMS给李二、李三邮寄了解除赡养协议通知书，李三收到通知书后书面表示同意解除赡养协议。

　　针对李大和李三曾先后提出原告的诉状及其授权委托书非本人签名并申请签名的真伪进行笔迹签定的问题，法官考虑到原告孙老太年事已高，且在异地生活，不能亲自参加庭审，法官通过电话与其沟通后，孙老太于2015年3月在当地公证处为民事起诉状及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分别办理了签名公证和委托公证。

    最终法院判决大女儿李大、儿子李二、小女儿李三各自给付孙老太自2014年6月起至2015年3月止十个月的赡养费共计5000元。

律师解析

根据婚姻法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该条规定了赡养义务作为一项基本的法定义务，因其涉及最基本的身份血缘关系和基本的社会公德，属于法定强制性义务，不能由赡养人随意解除。而该条文也明确规定了赡养对象为“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即父母只要符合或者无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中的一项，子女就应当对其履行赡养义务，而并非“无劳动能力且生活困难”。本案中，孙老太在本案诉讼期间已经83岁高龄，达到法律规定可以认定为无劳动能力标准，即使其每月有固定收入，也并不影响其向子女要求给付赡养费。

　　同时，老年人权益保护法规定：“赡养人不履行义务，老年人有要求赡养人给付赡养费等权利。”该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老年人同意，赡养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赡养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和老年人的意愿。”从该条规定来看，赡养协议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一是订立主体仅限于赡养人之间；二是赡养协议的形式必须以书面为之；三是赡养人签订的赡养协议须征得被赡养老人同意后才有效。本案中，李大、李二、李三作为赡养人，2013年4月就赡养母亲孙老太事宜签订书面协议，孙老太知道且同意该协议，且协议签订后，李大、李三按照该协议实际履行了六个月，李二实施履行了五个月。虽然李大辩解称该协议的解除通知书已经书面邮寄给李二，而李二在收到协议后因未向法院提起诉讼而导致该协议解除，但是由于子女的赡养义务具有法律强制性和人身性且涉及基本的社会公德，赡养协议与一般合同法中的协议性质并不相同，其解除条件与合同法中协议解除条件亦不相同，赡养义务不能以单方协议的形式予以免除，故李大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法院对此不予采纳。2013年4月的赡养协议合法有效，应当继续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