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建权律师
律师观点分析
一、案情简介
某网络科技公司在新冠疫情期间，因原有业务停滞，公司负责人决定推出有偿为不符合条件的人员代办APEC商务旅行卡的业务。具体方式为：通过将办证人员虚假挂靠至该公司名下，伪造工作关系证明和社保缴纳记录，向外事部门骗领APEC商务旅行卡，并收取高额费用。经查，该公司共计为34人骗领了证件，收取费用63.3万元，违法所得54.48万元。
被告人杨某系该公司的一名基层销售人员。在不知该业务违法的情况下，按照公司要求对外招揽客户，成功为4名办证人员办理了APEC商务旅行卡，公司收取费用8.4万元，杨某个人获得提成8400元。案发后，杨某被抓获到案，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均自愿认罪认罚。
公诉机关以出售出入境证件罪对杨某提起公诉，认定其系从犯、认罪认罚，建议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缓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
二、案件难点
1. **全案涉案规模较大，打击态度明确**：本案涉及34张出入境证件，金额超过63万元，多名被告人被认定为“情节严重”（5份以上或30万元以上）。司法机关对出售出入境证件犯罪历来采取从严打击态度，量刑空间相对有限。
2. **公诉机关量刑建议具体且有拘束力**：根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法院一般应当采纳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公诉机关对杨某提出了明确的有期徒刑缓刑建议，辩方要争取比该建议更轻的刑罚（如管制、免予刑事处罚），需要向法院充分论证“量刑建议明显不当”，难度较大。
3. **杨某个人从宽情节有限**：杨某系抓获到案，没有自首情节；虽系从犯、认罪认罚，但这些情节公诉机关在建议时已经考量。要突破建议幅度，需要从主观恶性、违法性认识、社会危害性、家庭情况等酌定情节入手。
4. **同案被告人众多，量刑平衡复杂**：本案共有12名被告人，包括公司决策层、管理层、行政财务人员、基层销售人员等。法院需在不同层级之间作出合理区分，辩护人要确保杨某不被归入责任较重的一档。
三、律师代理成果
孔建权律师作为法律援助指派律师，在庭审中提出以下核心辩护意见：
- **主观恶性小，违法性认识低**：杨某作为基层销售人员，完全听从公司安排完成本职工作，长期以为该业务是公司合法业务（公司曾获外事部门上门指导），客观上无法意识到自己正在参与犯罪。
- **所起作用极小，系从犯**：杨某仅负责招揽客户、收集资料，后续的伪造证明、申办证件等关键环节均由公司管理层完成，其在共同犯罪链条中处于最末端。
- **认罪认罚，真诚悔罪**：杨某到案后始终如实供述，自愿认罪认罚，态度诚恳。
- **家庭需要照顾**：杨某家中有两名年幼小孩需要抚养，恳请法庭从宽处理。
**法院判决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公诉机关对一般业务人员（包括杨某在内）提出的量刑建议“明显过重，不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予采纳。具体到杨某：
- 认定其系从犯，所起作用较小；
- 主观恶性较小，违法性认识较低；
- 认罪认罚，有悔罪表现；
- 涉及办证人数为4人，犯罪情节相对较轻。
最终判决：被告人杨某犯出售出入境证件罪，判处**管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
四、律师作用
1. **成功突破公诉机关量刑建议**：在公诉机关明确提出有期徒刑缓刑（一年四个月缓刑一年十个月）的情况下，律师通过充分论证杨某的从犯地位、主观恶性、违法性认识等情节，成功说服法院认定量刑建议“明显过当”，最终改判管制刑。管制不剥夺人身自由，刑期仅六个月，且无需缓刑考验期内的诸多限制，实际效果远优于有期徒刑缓刑。
2. **精准定位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层级**：律师准确将杨某归类为“最基层业务人员”，与公司决策者（主犯、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管理层（从犯、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行政财务人员（管制）作出清晰区分，避免了法院将杨某与责任更重的人员同等对待。
3. **有效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律师引用并强调宽严相济政策中“对于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不作为犯罪处理”以及“对于依法可不监禁的，尽量适用缓刑或者判处管制”的精神，推动法院对基层业务人员大幅从宽处理，实现了罪责刑相适应。
4. **兼顾法理与人情**：将被告人家庭抚养需求作为酌定情节提出，虽然不是法定从轻事由，但在法院行使裁量权时起到了积极作用，体现了司法的人文关怀。
5. **法律援助案件中的高质量辩护**：本案系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孔建权律师并未因免费代理而降低辩护标准，从事实、法律、政策、情理多个维度展开辩护，最终为当事人争取到了远超预期的结果，充分体现了律师的职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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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结果**：
- 公诉机关建议：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缓刑一年十个月
- 法院实际判决：管制六个月
- 效果：刑罚种类从有期徒刑降为管制（不剥夺自由），刑期从一年四个月降为六个月，且无需缓刑考验期，是实质性的重大减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