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丹案”的特殊之处在于：第一，涉讼姓名权“标的”——“乔丹”只是一个姓，只是外国人常用姓氏“Jordan”的一种汉译,“Jordan”还被译为“约旦”“佐登”“乔登”；第二，申请人自己并不使用“乔丹”指称自我，而耐克国际有限公司(下文简称“耐克公司”)一贯使用其英文名字“Michael Jordan”、英文艺名“Air Jordan”，或者中文译名“迈克尔·乔丹”；第三，申请人不是中国公民，在中国没有居所，也未在中国长期居住过。
自然人的姓名大致包括户籍姓名、假名及绰号。其中户籍姓名由姓与名构成，假名则包括笔名、艺名等类型。绰号与笔名、艺名等假名不同，它不是使用者自己选择的，其使用也无需本人配合。姓名的首要功能在于标识以及区别人的同一性和个性，故而一般情况下只有全名才有完整的个性化功能。因此，在姓名保护方面，单是姓或名的利用也很难被认定为姓名侵害。但是，如果有人经常性地只以名出现在公众面前，以至于在名之下获取了很高的知名度，那么就该不带姓氏的名也应给予全名一样的保护。值得注意的是，在该种情形下，该名经常不是家庭法意义上的单名，而更像是作为一个笔名或艺名被使用。
在假名、绰号等姓名保护中交往效力的认定至关重要。艺名由于毕竟不像户籍名那样一般始于出生，而是在后来的交往活动中选择的，也无须登记，故就此获取姓名权保护应以选择并取得相当“交际效力”为要件。绰号为他人所奉送，要获得姓名权保护应比艺名更难也更复杂，或许应有姓名权人某种利用行为方能赋予。根据德国法学通说和经典判例，绰号也确实要到被指称者自己使用之时，才能获取一定交往的效力。
当姓名承当人自己并未使用绰号时，该绰号有无姓名权保护的余地，则是一个更大的难题。对此，有德国法院认为，如果姓名权人自己并没有将绰号用作自己的标表，仅他人的指称行为不足以支撑起交际效力。因为姓名权作为人格权，保护的是个人姓名的归入功能，某人若是自己并没有积极声索这种归入功能，而仅欲阻止他人向其作错误的归入，涉及的则并非姓名保护，而毋宁是“前姓名的保护”，这不是姓名权的功能。
综上可知，在未经承当人自己使用的绰号面前，判例与学理更倾向于作出不利于承当人的选择，如果像本案还涉及无长期居住事实及意向的外国人的话，可能在评价上要更加不利。的确，即便申请人不是中国公民，在中国亦无居所，也不在中国长期生活，仍应保护其姓名权。但在跨国跨文化姓名权侵害案中，“交往效力”“抑制本名作用”等比较法经验所反映的文化心理及社会群体心理的影响，对处理方案的选择应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姓名权的商品化利用，在某些经典法域被归入所谓“商品化权”“形象权”或“公开权”。我国没有后面这些名目，所以有观点主张继续借姓名权等传统人格权覆盖形象权等新兴权益，从而走入借助权衡的框架权思维。然而，一方面，姓名中本身不存在一项财产权，人格权的商业化利益不能借助人格权的伦理性优位价值，从而在它与商标权的对抗中，得到更高规格的保护。另一方面，人格权的商业化利益也与所有权这样的绝对权不可同日而语，不能得到不容置辩的财产法保护。此外，公开权作为一个专注于保护名人利益的权益，其正当性本身也遭受着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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