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记载内容抽象度的不同，实体法构成要件可以分为：

不当得利“没有法律根据”要件属于评价性要件无法直接成为证明对象，但并非无法证明的消极事实，当事人应当举证证明该要件对应的基础事实，即原告作出的给付行为欠缺给付原因。至于受益人获利“是否没有法律根据”，则由法官根据基础事实的证明情况进行评价和认定。司法实践中，除了基于消极事实说将“获利有法律根据”的证明责任分配给被告以外，还可能出现的错误是，当事人双方对给付行为的具体原因产生分歧时，法官要求被告对其所主张的给付原因承担证明责任。

给付不当得利“没有法律根据”要件证明责任分配需要明确两个问题：首先，给付不当得利纠纷中不存在“没有法律根据”要件无法证明的困境，消极事实说的理论基础在这一领域并不适用；其次，被告主张给付原因系基于其他基础法律关系时，应由原告而非被告对其主张的给付原因事实承担证明责任。

（一）“没有法律根据”要件真的无法证明吗？

给付不当得利“没有法律根据”要件的基础事实是给付行为欠缺给付原因，这不仅是指给付原因自始不存在，还包括给付行为发生后，给付原因嗣后丧失。前者比如给付对象错误或给付行为被认定为无效，后者则是指给付原因嗣后被解除或撤销。显然，当事人能够对这些积极事实进行证明。实践中也有不少法官认可这一观点。

给付不当得利“没有法律依据”要件通常具有明确的证明内容。原告需要首先说明作出给付行为时的具体原因，进而说明给付原因自始不存在或嗣后丧失的理由。具体来说，在给付对象错误的情形中，原告可以举证证明与被告素无往来，因而欠缺给付原因；或是提供正确的收款人信息、描述汇款操作时的具体情形，使法官有理由相信给付原因的确不存在。这些事实的证明可能需要运用间接证据来完成，由法官结合生活经验、交易规则进行认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原告无法对欠缺给付原因进行说明。而在给付对象明确的情形中，原告基于特定的基础法律关系作出给付行为，该法律关系之后又发生了某种变化，从而导致“没有法律根据”要件的内容变得具体、特定。“没有法律根据”要件的证明对象不是证明对象不特定的消极事实，而是非常明确的积极事实，不存在难以证明的困境。

（二）“给付原因”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

给付不当得利纠纷中，当事人双方经常对给付原因发生争议。给付原因的争执涉及原告为给付行为的基础法律关系，是“没有法律根据”要件的一项基础事实，按照规范说，在给付原因不明、导致“没有法律根据”要件无法认定时，应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主张不同的给付原因，是为了反驳原告的主张而提出的反证。根据《民诉法解释》第108条确立的证明标准规则，原告对其主张的给付原因应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被告对其主张的给付原因的证明，只需动摇法官对原告主张的内心确信即可。但反观实践中，法官要求被告对其主张的给付原因事实承担证明责任，进而要求被告证明事实至高度盖然性的情形并不鲜见。

与实践中存在大量给付不当得利案件的情况相反，权益侵害不当得利案件相对较少。一般认为，权益侵害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包括：受有利益、侵害他人权益、致他人受损害以及受益人获利没有法律根据，其中，权益侵害不当得利中的受益人获利没有法律根据则是评价性要件。实践中，权益侵害不当得利“没有法律根据”要件的认定大多是通过认定受损人是系争财产的所有人、受益人实施了无权处分或无权占有行为并取得利益等事实来完成的。这大致可以表明，权益侵害不当得利中“没有法律根据”要件与其他几项要件在证明对象上有高度的重合性，通过证明其他要件，“没有法律根据”要件也就得到了证明。

有一种观点认为，应区分不当得利的不同类型讨论“没有法律根据”要件的证明责任，其主要理论依据是“财产变动主体”理论，认为谁使财产发生了变动，谁就应当举证证明“没有法律根据”或“有法律根据”要件。根据这一理论，给付不当得利与权益侵害不当得利中，分别由受损人和受益人举证证明财产变动“无法律上原因”。针对这一分歧，拟讨论以下两点：一是，“由财产变动主体承担证明责任”这一分配规则的理论基础和适用场域；二是，具体分析权益侵害不当得利“没有法律根据”要件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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