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速裁程序及可能判处有期徒刑3年以下（含拘役、管制、单处罚金，下同）的简易程序案件，一般均应提出确定量刑建议。速裁程序是针对可能判处有期徒刑3年以下的轻罪案件。这类案件的庭审就成为对经过充分协商过的量刑建议的确认程序。既然是一种确认程序，那么量刑建议就必须精准，反过来，量刑建议精准化也会减少量刑争议，进一步简化审判进程。这类案件主要包括危险驾驶罪、交通肇事罪、盗窃罪、容留他人吸毒罪等，在案件总数中占比大概在50%至60%，其中危险驾驶罪占案件总数的20%左右。这类案件的量刑建议就应该确定和明确。例如，丹麦检察官对类似这种酒后驾车的简单、量刑范围十分清楚的案件，会提出非常准确的刑罚，甚至对于3个月以下的监禁刑按照天来计算，3个月以上的按照月计算。[27]我国的危险驾驶罪法定最高刑是拘役6个月，如果检察官提出拘役3至6个月的量刑建议，对于认罪协商来说几乎没有预期可能性，对程序简化几乎没有意义。

　　可能判处有期徒刑3年以下的简易程序案件主要包括以下情形：（1）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被告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23条的规定，不适用速裁程序，但是却可能符合简易程序的条件；（2）被害人与被告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没有就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等事项达成调解或者和解协议的，不适用速裁程序，但是却可能符合简易程序的条件；（3）被告人不愿意选择速裁程序而自愿选择简易程序的。上述三种情形，原本与速裁程序一样属于轻罪案件，只是因特殊原因导致不能适用速裁程序，在量刑问题上与速裁程序案件没有差别，因此也应当提出确定的量刑建议。

　　2.可能判处有期徒刑3年以上5年以下的简易程序案件，以确定量刑建议为主，“最小化幅度”量刑建议为辅。之所以将该类案件作为“分类精准模式”中的单独位阶，是基于我国刑法罪刑结构的考量。根据我国刑法的罪刑结构特点，3年有期徒刑、5年有期徒刑是法定刑升格的两大基本起点，大量罪名的数额巨大、情节严重或情节特别严重，法定刑升格为3年以上或者5年以上有期徒刑。这类案件介于轻罪案件与重罪案件之间，在案件总数中的占比约10%至20%。该类案件，案情并不复杂，程序简化程度略低于速裁程序。为提高量刑协商的充分性和有效性，应当以确定量刑建议为主，例如行为人盗窃一台笔记本电脑，数额刚刚达到巨大的标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认罪认罚，完全可以直接建议有期徒刑3年。同时，考虑到此类案件涉及法定刑升格，可以以幅度量刑建议为辅，但是应当尽可能缩小量刑建议的幅度，采取“最小化幅度”量刑建议，以最大限度照顾被告人及其律师的量刑协商的预期。“最小化幅度”如何把握？根据司法实践的经验，可能判处3到5年有期徒刑的案件，量刑建议幅度一般不超过3个月。

　　3.可能判处有期徒刑5年以上10年以下的简易程序案件，以“最小化幅度”量刑建议为主，确定量刑建议为辅。此类案件在我国的罪刑结构中，属于重罪案件，在基层审理的案件中，占比一般不到10%。无论是基于比例原则考虑被告人利益，还是基于合理配置司法资源考虑，该类案件不是程序简化的重点，因此量刑建议的精准化程度不能过高，一般情况下应当提出幅度量刑建议。当然，为提高量刑协商的预期性，应采取“最小化幅度”量刑建议，应当控制在6个月以内。同时，考虑到5年有期徒刑、10年有期徒刑也是法定刑升格的基点，也可以根据具体案件情况提出确定量刑建议，即以确定量刑建议为辅。

　　4.可能判处有期徒刑10年以上的简易程序案件，幅度量刑建议为主，确定量刑建议为辅。该类案件系重大案件，在基层审理的案件中占比在1%左右，不是节约司法资源和程序简化的重点。这类案件即使被告人认罪认罚，因案情重大复杂，影响量刑的可变因素较多，法庭审理中即使简化对定性的调查和辩论，也要重点审理量刑。因此，检察官一般不应提出确定量刑建议，应当以幅度量刑建议为主，这里的幅度也不应该限定为“最小化幅度”，而是根据个案进行把握和衡量。同时考虑到10年有期徒刑也是我国刑法中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后果特别严重等法定刑升格的起点，有些案件刚达到升格标准的，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提出确定量刑建议，即以确定量刑建议为辅。

　　5.认罪认罚的普通程序，一般均应当是幅度量刑建议。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认罪认罚的普通程序案件包括：可能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以及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但辩护人做无罪辩护的案件；共同犯罪中部分被告人不认罪认罚或不同意适用速裁程序、简易程序的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26]这类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重点不在于程序从简，而在于实体从宽；主要不是基于诉讼经济的考量，而是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考虑，一般均应当提出幅度量刑建议。

（文章摘自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