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证据分布理论，不同犯罪行为发生后所形成的证据分布是不同的，立法者和司法者不应将某一个罪案件中的证据分布作为制度参照，并以此审查判断其他个罪案件中的证据。比如，如果将故意杀人案件中的证据分布作为证据审查的模型，司法实践中诸多其他犯罪案件就可能很难达到证据要求。因此，在规则的构建上，一方面要尊重刑事证据法的一般原理，不应制定所谓类罪证据“标准”，而只能是构建证据“指引”，否则将落入法定证据制度的窠臼；另一方面要关照不同犯罪构成要件下证据问题的特殊性，构建类罪证据认定规则，而这正是证据分布理论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而且，证据分布理论可以有效回应我国刑事证据规则构建所面临的“代际冲突”问题，为类罪证据规则的构建提供理论指引，这是因为“任何一类案件在证据收集方面都有相对的固定性和规律性”。

在证据运用上也有一定特点。需要反思的是，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证明标准作出细化，更加重视法官主观确信的背景下，法官如何适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从通说看，为达到法定证明标准，在案的不同证据之间应当相互印证。印证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通行的证明模式，为各种规范性文件所认可，在实务界和理论界有着重要影响。印证证明强调证据应当是复数的，并且复数证据中包含同一性信息；印证证明模式强调证明的外部性、可检验性，而非事实认定者的内心确信。

我是武汉刑事方面的律师，有任何刑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