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刑事证据规则零散、不成体系的情况下，立法者、司法者还面临着刑事证据法的内部分化问题。虽然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存在统一的证据立法，但在英美法系学者看来，证据法正在从“一个证据法”走向“多个证据法”，刑事证据法和民事证据法应被区别对待；而英国的立法早就走向了刑事证据法和民事证据法的分立，二者被认为存在显著不同。在证据分布理论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个罪案件中的证据分布并不相同，这就提示我们应当重视个罪中特殊证据规则的构建。从我国的司法实践看，这一问题在贪污贿赂犯罪、毒品犯罪、强奸、内幕交易罪、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等案件中已经不断显现，“两高”和一些地方司法机关也出台了诸多规范性文件，但尚未得到理论研究的关注。

在上述趋势下，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则构建面临着“代际冲突”问题：一方面，刑事证据规则的一般规定较少，规则零散、不成体系，科学合理、体系完整的刑事证据规范尚未形成；另一方面，实践中司法者不仅遭遇了一般证据问题无规则可依的问题，还遭遇了个罪中的证据特殊性问题，司法实践亟需类罪证据规则，如毒品犯罪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特殊证据规则等。与此类似，“建立适应各类案件特点的证据收集指引”，也是为了有效回应司法实践需求。除了贵州、上海、山东，江苏、河北、重庆等地也出台相关文件，建立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盗窃、危险驾驶等常见罪名的证据标准指引。

我是武汉刑事方面的律师，有任何刑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