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篇学术性文章，我们总力求把问题说通说透，力求客观且全面地认识一种现象。那么，就要求尽量少使用一些感情色彩强烈的词语。这是人的理性的要求。不过，使用这样的词语，或多或少总是难免的。毕竟人也是感性的动物。那么，在学术性文章中，到底应当使用什么样的词语呢?似乎陷入了一种矛盾。
抱着增进自己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认知水平，阅读了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这部为添补上世纪六十年代后国内大学文科教材的空白而编写的中国哲学史编著，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相互斗争的框架，系统地阐发了从夏商周直至辛亥革命期间的中国哲学史。这在绪论部分就明确地表达出来了。对中国哲学历史的这种写法，在那个时期关于中国各方面历史的阐发中都能看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不但规制了本书的内容与结构，而且也使本书的语言表现出了十分明显的风格。对于哲学，无论中西，虽有一些零星半点的认识，但是总的来说还处在一种半知不解的水平上。因此，很难对以这种框架来安排中国哲学史的内容与结构的优缺点提出什么样的看法。所以我仅想从这种风格明显的语言入手，谈谈自己的看法。
仅以绪论为例，作者使用了大量感情色彩很浓厚的词语。这类词语的特点是其封闭性极强。择其主要，摘录如下：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阶级斗争和生产知识的最高总结，同时也是以往哲学全部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P1)。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认识的高峰……(P1)。
哲学史的任务是……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无比正确(P3)。
把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斗争作为哲学史的对象，是尊重哲学史的基本事实，也是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P4)。
在万象纷纭、充满矛盾的阶级社会里，只有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才能找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否则就要迷失方向，堕入资产阶级客观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泥沼(P4)。
为了推翻反动、愚昧的基督教神学的思想统治，……(P6)。
古代的朴素唯心主义学说，已经被证明是不科学的落后的了，……(P6)。
他们的利益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对，与历史的发展背道而驰，……(P9)。
唯心主义变得更狡猾更隐蔽了(P16)。
不管唯心主义哲学在一段时期内如何猖獗，但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终究是阻挡不住的(P18)。(下划线为引者所加)
诚然，在那个一种思想压倒其他一切的年代，学者在文章中大量使用封闭性极强的政治性语汇，从政治上来说是情有可原的。但是，作为后学，我们又不能仅停留在对前人同情理解的层次上。从前人文章中找到一些可供后学在治学时需要警惕与借鉴乃至超越的东西，才使这些文章不致于真被弃入无人问津的故纸堆中。对这些文章的再阅读，可以从多种角度入手。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把这种风格的语言归结为政治因素，那么这就可能对文章中的许多可被再阐发的东西造成了某些遮蔽，也就阻碍了我们在理论认识上的深进。
当我们运用某个理论体系来阐发一类现象时，比如历史、法律，我们是想把这些众多杂乱无章且难以把握的现象统合为一种我们可以系统认识的现象群。这是人类理性认识的需要，也是学者治学研究的需要。在这一点上，任编《中国哲学史》非常明确，即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来阐发中国哲学的历史。但是，当我们按照某个特定的理论体系进行阐发时，就有可能造成我们对现象的认识带有一定的偏颇与局限。因为没有一种完美的理论，即没有一种使运用者可以全面地认识现象的理论。那么，就需要有其他理论来补充。不过，这也许只是一种理想。因为当某位学者在运用某种理论时，他总有一种倾向性，即该理论是最好的或至少是较好的。这种倾向性不但体现在内容上，也会表现在语言风格上，即会选用一些具有价值取向的词语。这类词语不但能够体现出作者的偏好，也具有一种封闭功能。这种封闭功能体现在两个方面上：一方面是它能使按照理论所作的阐发趋于一种完备，这种完备当然仅是在所用理论的意义上的;这也就造成了另一方面，即对其他方面的拒绝，包括其他理论和现象的其他方面。这种封闭功能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为所用理论及其阐发提供了合法性。无论这种合法性是否真的具备，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的。
回到该书绪论，这一点表现得非常明显。为了表明本书所用理论及按其所作阐发的合法性，作者使用了大量这类封闭性极强的词语。作者在“唯物主义”前所加的修饰语多是褒义的，相反，“唯心主义”前的修饰语多是贬义的。大体说来，与“唯物主义”相连的修饰语多是“革命的”、“先进的”、“科学的”，相反，与“唯物主义”相连的则是“反动的”、“落后的”、“愚昧的”。另外，也选用一些让人无法对其内容进行质疑的联结词，比如“只有……，才能……”、“否则……”、 “不管……如何……，但……终究是……”等等。那么，“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唯物主义”“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了”“形形色色的反动唯心主义哲学”、“唯物主义”使“唯心主义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并把它“驳斥得体无完肤”。
这类词语的大量使用，使文章本身的阐发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显得非常完备。这种完备体现在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两种哲学斗争的模式的角度，难以对文章的内容与结构提出反驳。一旦形成这种完备性的外壳，再想从其他角度以别的理论来阐发中国哲学的历史，就不具有合法性了。其实，这也就会对该理论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禁锢。因为理论在这个时候已经变成了一种类似宗教教义的东西，只能信仰不能质疑。这时，理论与学术的合法性也就不再是学术意义上的，而成为一种政治意义上的合法性了。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作者在绪论中一再表明“哲学始终是有党派性的”，一再强调坚持以两种哲学斗争的模式来阐发中国哲学的历史也就是在 “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最终，作者明确地申明：“研究哲学史的目的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读到这样的语句，其中所隐含的政治危险性——专制倾向，也就不言而喻了。“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看下来丢在火里。”(《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3章第10节)那个理论已经变成了那把放在树根上的斧子了。
与这类封闭性的词语相反，还有一些开放性的词语。它们特点是具有一种开放性的姿态。简单说来，就是这类词语往往不把一句话、一篇文章说绝了，它们总为其他情形留下余地。这类词语当然包含一些两可性的词语，比如“或许”、“可能”等。但是，这些并非全部。很多时候当我们不使用那些封闭性的词语，我们就是在进行一种开放性的表达。因此，开放性的词语不仅表示为一种对语言的使用方法，而且更表示为一种态度，一种开放的、包容的态度。它们为其他理论场景的进入以及对现象其他方面的阐发，留有了位置。在这里，不再有一种绝对性的理论和绝对性的阐发。有的是通过对现象的多种阐发，我们越来越接近于对现象内核的真正认识。当然，有一点要注意，就是使用某些开放性的词语，比如“或许”、“大概”等，并不是说要抛弃理论阐发中的确定性。
那种政治风格的语言在现在的学术性文章，或许已经很少了。但是，封闭性的词语却不难从中发现。即使是在学术性文章中，使用一些这样的词语也总是难免的。它们在理论体系的系统化方面，自有其功用。不过，我们在使用这样的词语时，需要时刻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准备其他理论场景的发难与进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