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误诊医方承担赔偿责任一例

案件描述

基本案情：

2009年2月至11月，张某因“上腹部疼痛，时伴发热”多次至某医院门诊就诊，每次诊断不一，予抗炎、对症治疗。11月18日因“右上腹痛伴寒战、高热3天”在某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胆道蛔虫、胆囊炎、胆囊结石。某医院给予驱蛔、抗炎、补液等治疗，至11月27日张某出院。12月1日张某又因“右上腹疼痛伴有便血”至某医院消化科复诊，查大便隐血(+)，予胃镜检查上消化道未见出血灶。12月29日至某医院门诊就诊，某医院予MRCP及B超检查，见肝内外胆管扩张，考虑为胆管周围炎、胆汁淤积。2010年1月6日张某再次到某医院住院治疗，2011年1月12日某医院对张某行ERCP术，术后诊断：但管内粘液肿瘤;胆总管结石;ERCP术后急性胰腺炎;急性胆管炎：ERCP+胆道清理术后;胆囊炎、胆囊结石。1月26日肠镜检查：结肠癌。1月30日张某出院后转至另一医院，诊断：胆管癌、结肠癌。1月31日行胆总管肿瘤切除+胆管空肠+结肠癌根治术术后接受化疗、靶向治疗，2011年8月18日出世。

鉴定意见：

某市医学会鉴定意见：张某于2009年2月至11月期间多次在医方门诊就诊治疗，主要表现为胆管炎症状，予抗感染等治疗后症状缓解，并进行了一些常规检查，诊疗过程有其合理性;患者在此期间恶性肿瘤的临床症状不典型，且就诊过程不系统，难以考虑恶性肿瘤的诊断;2009年11月17日腹部CT检查已提示升结肠管壁增厚，入院后检查提示评学，肿瘤标记物轻提高，医方未及时行肠镜检查，在一定程度上延误了结肠恶性肿瘤的诊断;患者入院后MRCP检查提示肝内外胆管扩张，考虑胆道蛔虫的可能性;11月24日ERCP发现可移动的充盈缺损，取出大量絮状物后充盈缺损消失;诊断胆道蛔虫有一定依据。但综合本案例患者的病史、体征及相关检查，医方对患者胆道恶性肿瘤的可能性认识不足，鉴别诊断不够完善;医方在诊治时间上的延迟对其生存期可能有一定的影响。鉴定意见认为：医方存在医疗过错行为，但与患者死亡不存在因果关系。

某省医学会鉴定意见：1、患者张某在2009年2月至11月期间，10多次在门诊、急诊就诊某医院门诊对病情记录不详细、检查项目不完整、诊断不慎重、字迹潦草，侧重对症处理，待症状缓解后让患者离院，缺乏对患者多次重复的病情做连贯性仔细分析，违反《病历书写基本规范》，门、急诊诊疗规范，未尽到应有的诊疗义务，存在过错。2、2009年11月18日患者第一次住院期间，MRCP检查提示“肝门部胆管异常信号”，上腹CT检查提示“胆管体积增大、升结肠管壁增厚”，肿瘤标记物轻度升高，医方对上述辅助资料未引起足够重视，未能及时行肠镜检查以便鉴别诊断。11月24日行ERCP，术中取出大量絮状物，在未送病理检查的情况下，且术后大便常规镜检未见虫卵及其他，隐血(+)，诊断“胆道蛔虫、胆囊结石”缺乏诊断依据。医方没有对辅助检查结论引起重视，没有结合患者病情发展过程作综合深入分析，术后大便隐血试验阳性未做肠镜追踪检查，一味按“胆道蛔虫、胆囊炎、胆囊结石”诊断施治，在诊断思维上存在偏差。3、2009年12月1日张某病情加重再次入某医院治疗，胃镜显示上消化道未见异常，大便隐血阳性仍然存在，医方仍未行肠镜检查，复查ERCP发现“胆总管中段狭窄、做胆管刷片+活检找到核异性细胞团”,考虑胆管癌。2010年1月2日转普外科治疗，经肠镜检查明确患者有”胆管癌、结肠癌“两种肿瘤同时存在。患者从发病至明确诊断时间较长，医方存在延误诊断的过错。其二、患者年轻罹患胆管癌、结肠癌双原恶性肿瘤，在临床上较为少见，根据肿瘤生物学特征，双原恶性肿瘤恶性程度大、预后差、病死率高。且该患者起病症状、体征不典型，多次就诊以“上腹痛、发热”为主要症状，经抗炎、补液治疗奏效，与“胆管炎”病情相似，表明患者肿瘤的症状与体征具有隐匿性。故患者死亡主要系自身疾病转归所致。但恶性肿瘤在理论上主张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与肿瘤病人的生存期有一定相关性，该患者长时间多次至医方就诊，医方诊断思维失误，未能早期明确诊断，与患者过早死亡有一定因果关系，其原因力为次要因素。结论：医方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与患者死亡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其原因力为次要因素。

判决结果：

一审法院采信省医学会鉴定结论，判令某医院赔偿患者一方人民币273035元。医方不服，上诉至某市中院，中院驳回医方上诉，维持原判。

律师点评：

该案件历经两次鉴定，最终采信省医学会鉴定结果。该案实际上两级医学会认定医方的过错均大同小异，但在因果关系上，市医学会的鉴定结论明显保护医方利益，而省医学会的鉴定结论，站在较客观的分析了因果关系，延误诊治的行为实际上减少了患者生存的机会或者生存时限的长短。

案件上诉中，医方提到该病的最长生存期为五年，即使医方早期诊治，患者生存的时间也不会超过5年，因此计算死亡赔偿金时不应按照20年的时间来进行计算，而应按照5年的时间来计算。该理由虽然貌似有一定道理，但我们国家计算死亡赔偿金采取定额话计算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未对减少计算年限有相关例外规定，医方要求缩短本案死亡赔偿金计算年限的理由缺乏法律依据。

律师观点分析

案件描述

基本案情：

2009年2月至11月，张某因“上腹部疼痛，时伴发热”多次至某医院门诊就诊，每次诊断不一，予抗炎、对症治疗。11月18日因“右上腹痛伴寒战、高热3天”在某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胆道蛔虫、胆囊炎、胆囊结石。某医院给予驱蛔、抗炎、补液等治疗，至11月27日张某出院。12月1日张某又因“右上腹疼痛伴有便血”至某医院消化科复诊，查大便隐血(+)，予胃镜检查上消化道未见出血灶。12月29日至某医院门诊就诊，某医院予MRCP及B超检查，见肝内外胆管扩张，考虑为胆管周围炎、胆汁淤积。2010年1月6日张某再次到某医院住院治疗，2011年1月12日某医院对张某行ERCP术，术后诊断：但管内粘液肿瘤;胆总管结石;ERCP术后急性胰腺炎;急性胆管炎：ERCP+胆道清理术后;胆囊炎、胆囊结石。1月26日肠镜检查：结肠癌。1月30日张某出院后转至另一医院，诊断：胆管癌、结肠癌。1月31日行胆总管肿瘤切除+胆管空肠+结肠癌根治术术后接受化疗、靶向治疗，2011年8月18日出世。

鉴定意见：

某市医学会鉴定意见：张某于2009年2月至11月期间多次在医方门诊就诊治疗，主要表现为胆管炎症状，予抗感染等治疗后症状缓解，并进行了一些常规检查，诊疗过程有其合理性;患者在此期间恶性肿瘤的临床症状不典型，且就诊过程不系统，难以考虑恶性肿瘤的诊断;2009年11月17日腹部CT检查已提示升结肠管壁增厚，入院后检查提示评学，肿瘤标记物轻提高，医方未及时行肠镜检查，在一定程度上延误了结肠恶性肿瘤的诊断;患者入院后MRCP检查提示肝内外胆管扩张，考虑胆道蛔虫的可能性;11月24日ERCP发现可移动的充盈缺损，取出大量絮状物后充盈缺损消失;诊断胆道蛔虫有一定依据。但综合本案例患者的病史、体征及相关检查，医方对患者胆道恶性肿瘤的可能性认识不足，鉴别诊断不够完善;医方在诊治时间上的延迟对其生存期可能有一定的影响。鉴定意见认为：医方存在医疗过错行为，但与患者死亡不存在因果关系。

某省医学会鉴定意见：1、患者张某在2009年2月至11月期间，10多次在门诊、急诊就诊某医院门诊对病情记录不详细、检查项目不完整、诊断不慎重、字迹潦草，侧重对症处理，待症状缓解后让患者离院，缺乏对患者多次重复的病情做连贯性仔细分析，违反《病历书写基本规范》，门、急诊诊疗规范，未尽到应有的诊疗义务，存在过错。2、2009年11月18日患者第一次住院期间，MRCP检查提示“肝门部胆管异常信号”，上腹CT检查提示“胆管体积增大、升结肠管壁增厚”，肿瘤标记物轻度升高，医方对上述辅助资料未引起足够重视，未能及时行肠镜检查以便鉴别诊断。11月24日行ERCP，术中取出大量絮状物，在未送病理检查的情况下，且术后大便常规镜检未见虫卵及其他，隐血(+)，诊断“胆道蛔虫、胆囊结石”缺乏诊断依据。医方没有对辅助检查结论引起重视，没有结合患者病情发展过程作综合深入分析，术后大便隐血试验阳性未做肠镜追踪检查，一味按“胆道蛔虫、胆囊炎、胆囊结石”诊断施治，在诊断思维上存在偏差。3、2009年12月1日张某病情加重再次入某医院治疗，胃镜显示上消化道未见异常，大便隐血阳性仍然存在，医方仍未行肠镜检查，复查ERCP发现“胆总管中段狭窄、做胆管刷片+活检找到核异性细胞团”,考虑胆管癌。2010年1月2日转普外科治疗，经肠镜检查明确患者有”胆管癌、结肠癌“两种肿瘤同时存在。患者从发病至明确诊断时间较长，医方存在延误诊断的过错。其二、患者年轻罹患胆管癌、结肠癌双原恶性肿瘤，在临床上较为少见，根据肿瘤生物学特征，双原恶性肿瘤恶性程度大、预后差、病死率高。且该患者起病症状、体征不典型，多次就诊以“上腹痛、发热”为主要症状，经抗炎、补液治疗奏效，与“胆管炎”病情相似，表明患者肿瘤的症状与体征具有隐匿性。故患者死亡主要系自身疾病转归所致。但恶性肿瘤在理论上主张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与肿瘤病人的生存期有一定相关性，该患者长时间多次至医方就诊，医方诊断思维失误，未能早期明确诊断，与患者过早死亡有一定因果关系，其原因力为次要因素。结论：医方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与患者死亡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其原因力为次要因素。

判决结果：

一审法院采信省医学会鉴定结论，判令某医院赔偿患者一方人民币273035元。医方不服，上诉至某市中院，中院驳回医方上诉，维持原判。

律师点评：

该案件历经两次鉴定，最终采信省医学会鉴定结果。该案实际上两级医学会认定医方的过错均大同小异，但在因果关系上，市医学会的鉴定结论明显保护医方利益，而省医学会的鉴定结论，站在较客观的分析了因果关系，延误诊治的行为实际上减少了患者生存的机会或者生存时限的长短。

案件上诉中，医方提到该病的最长生存期为五年，即使医方早期诊治，患者生存的时间也不会超过5年，因此计算死亡赔偿金时不应按照20年的时间来进行计算，而应按照5年的时间来计算。该理由虽然貌似有一定道理，但我们国家计算死亡赔偿金采取定额话计算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未对减少计算年限有相关例外规定，医方要求缩短本案死亡赔偿金计算年限的理由缺乏法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