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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批捕程序的诉讼化之三:推进审查批捕程序的诉讼化改造的根据和现实意义

发布者:张兆松律师|时间:2018年09月07日|分类:法学论文 |15人看过

基于检察机关对逮捕的审查应属于司法审查的本质特点,通过诉讼程序是实现司法审查的基本途径。诉讼的构成必须具备控方(原告)、承控方(被告)、听讼方(审理)等三个基本条件,检察机关只有在听取诉讼双方的意见后,才能对逮捕的合法性作出判断和决定。笔者建议,检察机关应当加快推进审查批捕程序的诉讼化改造。这既是实现批捕程序科学化、民主化的需要,也是回应质疑,确保拥有批捕权的应对之策。批捕程序的诉讼化的根据表现在:

一、批捕程序诉讼化的根据

(一)这是由检察机关的性质和检察官的客观公正义务决定的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从体制上看,我国实行人大下的一府两院制度。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是国家司法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使命。”联合国大会《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第12条规定:“检察官应始终一贯迅速而公平地依法行事,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维护人权,从而有助于法定诉讼程序和刑事司法系统的职能顺利进行。”第13条规定:“检察官在履行其职责时应:(1)不偏不倚地履行其职能并避免任何政治、社会、文化、性别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歧视;(2)保证公众利益,按照客观标准行事,适当考虑到嫌疑犯和受害者的立场,并注意到一切有关的情况,无论是对嫌疑犯有利还是不利。”根据刑诉法及检察官法等法律的规定,检察官在行使职权时,必须严格遵守法律,履行客观公正义务,对有利和不利于诉讼当事人的情形一并加以注意,并忠于事实真相。这些都表明我国检察机关是在诉讼中有着重要地位的司法机关。虽然我国现行的立法没有规定人民法院在审判前程序中享有裁判职能,但不能因此而完全否定我国刑事审前程序中存在裁判职能,更不能因此而否定我国刑事审前程序中存在裁判权主体。我国早有学者充分肯定了日本石川才显教授的新侦查构造论观点。新侦查构造论认为,“在侦查程序中,虽然审判官通过令状主义对侦查机关有所制约,但是,对司法警察职员进行直接制约和监督的,是具有司法官性格的检察官。因此,侦查程序构造应与审判程序构造有所不同,即应是由检察官、司法警察职员(包括特别司法警察职员)、被疑人及其辩护人这三方面关系构成的。”1石川教授使检察官在侦查程序中职能法官化,地位中立化,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在肯定审判官在侦查中的抑制作用的同时,强化检察官对司法警察职员的制约作用,从而最终削弱控方(不认为检察官是控方),加强辩方,使控辩趋于平等。在我国的侦查程序中,由于没有建立起令状制度,审判人员不能象国外的法官那样通过掌握批捕权、搜查权和扣押权而直接介入侦查,所以无论如何也无法将审判人员视为裁方。但在我国的侦查程序中,人民检察院“行使着双重职能,除自行侦查,行使控诉职能以外,以裁决者和监督者的身份,对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有权批准逮捕,同时在批捕时,有权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因而可以说,在绝大多数由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中,检察机关实际上主要行使着裁判职能,仅从形式上看,与国外享有侦查强制处分决定权的法官地位相似。”2根据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环节履行着司法审查职能。但遗憾的是现行的行政化审批程序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检察机关的裁判功能。

(二)这是借鉴国外羁押审查制度的需要

从理论和实践上看,各国审查逮捕程序具有很强的诉讼性。羁押法官居中裁判,负责提请逮捕的检察官负有羁押条件和理由的举证责任,嫌疑人和辩护律师围绕羁押的条件和理由进行反驳,或者提出不应羁押的主张和理由,并举证证明不应羁押的事实,最后由法官进行裁判作出决定,因此,从整个程序来看,具有明显的诉讼性特征,大多体现了诉讼三角结构的特点。在美国,警察对于被逮捕的嫌疑人,必须立即将其解送到最近的联邦治安法官或者州地方法官处。届时警察将提出起诉,并说明构成逮捕所必需的“合理根据”。在英国,有证逮捕通常以警察提出指控文书为前提。在逮捕后司法官就羁押理由和必要性进行审查。日本实行所谓“逮捕前置主义”,羁押适用的对象通常是那些已经被逮捕的人。司法警察、检察官将被疑人逮捕后,应在法定期限内,将其提交给法官,并提出羁押的请求。可见,按照国际通行的作法,羁押程序应当是透明的、公开的和开放的,因为公开是专横独断的自然敌人,也是对抗不公开的自然监督,没有公开则无所谓正义。

二、推进审查批捕程序诉讼化的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保证审查批捕案件的正确处理,促进社会和谐

维护社会正义,实现司法公正,是刑事司法活动的基本目标。审查批捕程序的诉讼化,能够督促办案人员正确行使职权,严格依法办案,保障司法公正。近年来,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检察机关作出不捕或逮捕决定后,被害人或犯罪嫌疑人到检察机关聚众上访的情形,影响社会稳定。如犯罪嫌疑人未逮捕的,被害人很可能由于不了解法律,误以为取保候审等于无罪释放,从而导致被害人对检察机关产生不满或产生抵触情绪。为此检察机关要花相当的人力、精力去做释法息诉工作。如果在审查批捕过程中,检察机关摒弃单方面、秘密性的审查方式,增强批捕工作的透明度,保障当事人及其家属、律师的知情权、参与权,积极地解决其合法诉求,不仅可以体现我国逮捕制度的优越性,而且让当事人切实感受法律的公正和严肃,化解不和谐因素,减少社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之目的。

(二)有利于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保障人权

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审前程序特别是审查批捕程序是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威胁最大的诉讼阶段。美国著名律师艾伦·德肖微茨指出,越是最危险的时候,越能显示出一个社会的人权保障水平。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保护人权的观念越来越受到各国人民的重视,许多国家将其确立为刑事司法的基本价值目标之一。在刑事诉讼中,由于犯罪嫌疑人所处的特殊地位,其合法权益和正当的诉讼权利容易受到侵害;被害人作为重要的诉讼当事人,其诉讼权利也容易被漠视。刑事司法要走向人权,就要从以权力为本位的刑事司法走向以权利为本位的刑事司法。通过审查批捕程序的诉讼化,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以更多的诉讼权利和救济性权利,实现批捕程序的法治化,有效地防止逮捕措施的不当适用。

(三)有利于构建合理的审前程序,推进诉讼结构的科学化

刑事诉讼结构是指控诉、辩护和审判三方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组合方式和相互关系。它反映的是刑事诉讼中控、辩、审三方的不同地位以及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诉讼结构是诉讼程序的具体化,诉讼程序的科学性决定于诉讼结构中诉讼主体的组合方式的合理性。现代刑事诉讼以控审分离、控辩平等对抗为其基本构造。这种构造不仅仅体现在审判阶段,在审查逮捕中也应当充分得到体现。逮捕是剥夺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最严厉的一种强制措施,从本质上看,它是具有裁断性质的事项,应当由司法人员在认真审查侦查机关的逮捕请求后作出。根据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特别是在审查批捕环节履行着司法审查职能。但由于现行的行政化审批程序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检察机关的裁判功能。审查批捕程序的诉讼化,可以在审查批捕阶段形成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为两翼,检察机关居中裁判的“等腰三角结构”。这种诉讼结构可以克服目前的“强职权主义”色彩,保证审查批捕检察官地位的中立性和独立性。

(四)有利于推动司法程序的公开化,防止暗箱操作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正义不仅是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司法的权威性不在于司法机关的威权强制,而在于社会公众对司法公信力的内心确信。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同志指出:“深化司法公开,让司法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有利于保障公众对司法工作的知情权,增强有效监督,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司法能力,树立司法公信,提高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满意度。”3在审查批捕实践中,难以避免一些检察人员受利益趋动或人情关系,而作出捕或不捕决定。这种司法腐败行为,败坏了检察机关在权威性和公信力。由于由此影响,即便检察机关作出的捕或不捕决定是符合法律规定,也会导致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的不满。赋予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参与审查逮捕程序的权利,给予其表达意见的机会,有利于防止暗箱操作,减少司法腐败,提高检察机关的信誉和司法决定的权威性。

 

参考文献:

1]转引自李心鉴:《刑事诉讼构造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2]李心鉴:《刑事诉讼构造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1页。

3]孟建柱:《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人民日报》20131125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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