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观点分析
【案情速览】
2026年1月，华南某省某市一名5岁男童在小区游乐场玩耍后，家长发现其臀部有轻微红肿，经询问男童称“有个叔叔抱过我”。家长随即报案，指向当日同在游乐场的邻居张某（化名），男，42岁。侦查机关以涉嫌猥亵儿童罪立案侦查，对张某刑事拘留。
本案行为模式指控为“抱起儿童时触碰臀部”，案发现场有监控但角度未能覆盖事发区域，监控仅显示张某与男童有过短暂接触。男童陈述前后三次询问内容不完全一致，第一次称“叔叔抱我”，第二次称“叔叔摸我屁股”，第三次称“不记得了”。张某始终否认有猥亵故意，称系正常逗玩。
【辩护策略分析】
赵飞全律师评析，本案辩护工作的核心在于证据链的系统性拆解与“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的坚持。
第一，被害人陈述稳定性的深度质疑。 辩护律师调取三次询问笔录，逐字比对发现：男童三次陈述在行为描述上存在实质性变化，且第二次陈述中“摸屁股”的表述出现在询问人员提示“叔叔有没有摸你哪里”之后，存在诱导性询问的重大嫌疑。辩护律师据此提出，被害人陈述不具备稳定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第二，客观证据的“反向利用”。 监控虽未覆盖事发区域，但完整记录了张某与男童接触的时间跨度——仅约15秒。辩护律师结合男童臀部红肿的医学检查意见，指出15秒的抱起动作难以形成所描述的红肿程度，且医学意见未排除其他致伤原因（如男童自身抓挠、衣物摩擦等）。这一论证将“监控缺失”从不利因素转化为质疑指控合理性的切入点。
第三，专家辅助人的引入。 辩护律师申请有儿童心理与询问规范背景的专家出具意见，说明学龄前儿童在多次询问中易受暗示、记忆易被重构的特点，为质疑陈述可靠性提供专业支撑。
第四，程序性辩护的同步推进。 辩护律师指出，侦查机关对男童的三次询问未遵循“一次询问”原则，且第二次询问时未通知合适成年人在场，取证程序存在瑕疵。
【法理剖析】
猥亵儿童罪的认定，在客观证据缺失、仅有未成年被害人陈述的情形下，必须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和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
从构成要件看，猥亵儿童罪要求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具有性意味，且主观上具有刺激或满足性欲的目的。本案中，张某“抱起儿童”的行为本身具有多种解释可能——逗玩、安抚、制止危险等，要认定其为猥亵行为，必须有证据证明行为具有性意味。而“性意味”的判断不能仅凭儿童事后的一句表述，需结合接触部位、方式、持续时间、行为人的言语表情等综合认定。
本案的法理核心在于未成年被害人陈述的证明力审查。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精神，对未成年被害人陈述的审查应当着重考察：陈述是否自然、是否符合其年龄认知水平、是否存在反复变化、取证程序是否规范、是否存在诱导暗示因素。本案男童三次陈述不一致，且关键表述出现在提示性提问之后，其证明力显著削弱。
同时，本案涉及“存疑不起诉”的适用。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对于二次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本案在客观证据无法补强、被害人陈述可靠性存疑的情况下，符合存疑不起诉的条件。需要强调的是，存疑不起诉并非“认定无罪”，而是“证据不足以证明有罪”，但在法律效果上，当事人不再被追诉，其意义与无罪相当。
【裁判结果】
2026年4月，检察机关经两次退回补充侦查，认为本案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依法对张某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张某在不起诉决定作出前已变更为取保候审，最终未被起诉。本案未进入审判程序，以撤案（不起诉）方式终结。
【赵飞全律师评议】
本案是客观证据缺失型猥亵儿童案件无罪辩护的典型范例，其启示值得深入总结。
其一，被害人陈述的“稳定性审查”是此类案件辩护的第一要务。 辩护律师应当逐字比对多次询问笔录，关注陈述内容的变化节点、变化是否与询问方式相关。本案中“提示性提问后出现关键表述”的发现，是质疑陈述可靠性的有力切口。
其二，客观证据的“反向利用”体现辩护智慧。 监控缺失通常被视为辩护难点，但本案辩护律师从监控记录的时间跨度入手，结合医学意见质疑指控的合理性，将不利因素转化为论证资源。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思路，需要辩护律师对全案证据进行精细化的时间线梳理。
其三，专家辅助人的引入提升了辩护的专业含量。 涉及未成年被害人陈述可靠性的案件，单纯的法律论证往往难以撼动指控，引入儿童心理学、询问规范领域的专业意见，能够从证据形成机制层面削弱其证明力。
其四，程序性辩护与实体性辩护应当同步推进。 取证程序瑕疵虽不必然导致证据排除，但能够强化法官、检察官对证据可靠性的怀疑。作为北京猥亵儿童罪律师，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应建立“程序+实体”双轨辩护的思维框架。
本案也提示：存疑不起诉的争取需要耐心与韧性，两次退补期间辩护律师应持续提交法律意见、跟踪补侦进展，而非被动等待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