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先生赴死”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背后婚姻与性侵犯的思考

山西省大同市高阳县法院一场审判正在进行，可能在场所有人都没想到，案件会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轰动。2023年1月30日，被告人席某某与被害人经当地婚介所介绍认识，双方于5月1日订立婚约。5月2日下午，在高阳县某小区房屋内，被告人不顾被害人反抗，强行与其发生了性关系，被害人于当晚打电话报警。高阳县法院认为，被告人违背被害人意志，强行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该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构成强奸罪，依法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

判决消息公布至网络，立即引发广泛讨论。有人拍手叫好，认为此举尊重了妇女意愿，保护了女性的性权利。也有人认为，虽然知道被告的行为是错误的，但连婚都订了，被判强奸罪，是不是不太合理。随着网络舆论发酵，更引伸出婚内会不会构成强奸罪的问题。

按照“法学狂徒”罗翔老师的观点：我国《刑法》定义的强奸罪是“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可以看出，这里的妇女并不是说除妻子外的妇女，因而并不会因妻子这一特殊身份而在法律上区别对待，婚内当然会构成强奸罪。但举一个极端例子：妻子喝醉归来，丈夫张三与其发生了性行为。第二天妻子醒来说“你怎么能违背我的意愿跟我发生性关系呢？我要告你强奸！”那张三是否构成强奸罪？在法律中，从来不是绝对的“是”与“非”碰撞，而是应当采取“折中”的考虑。在婚内是否存在强奸罪的问题上，既要看是否存在违背妇女意愿，暴力胁迫妇女发生性行为的事实，也要考虑婚姻关系是否稳定，综合判断是否构成强奸罪。

罗老师的观点是很中肯的一个学术观点，但是作为一个实务律师，我们更关注司法实践中是如何审判的。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很少能看见女方控告男方婚内强奸，而男方被判无罪的案例。一方面，由于强奸案这类涉及保护个人隐私的案件不作公开审理，也很少上传裁判文书；另一方面，女性相较于男性确实处于弱势方，需要社会和法律的保护。

由此可见，结婚登记是确立受法律保护的婚姻关系的基础。在山西大同订婚案中，尽管双方当事人的订婚行为属于当地民间习俗，并在订婚时交付彩礼，但订婚不是法定的登记结婚，双方不享有夫妻之间的权利，不承担夫妻之间的义务。男方在女方拒绝的情况下使用暴力压制女方，进行了性行为。订立婚约并未为此暴力行为提供任何合理性。但延伸至婚内是否存在强奸罪，就是个麻烦的问题。早期的德国法和瑞士法明确规定，强奸罪是指对妻子以外的女性采取暴力胁迫进行性行为。他们认为在夫妻订立神圣的婚约的同时，就将性权利让渡给了对方，因此夫妻有效婚姻之间是不存在强奸罪的，而这种性权利的让渡在我国法律中并不存在。

我国《刑法》规定强奸罪是指违背妇女意愿，采用暴力、威胁、伤害或其他手段，强迫被害人进行性行为而构成的犯罪。从法条分析，关键在于是否违背妇女意愿（性同意）和暴力胁迫的行为。在有限能看到的判例中，我们能发现此类案件的共同点：丈夫采用暴力方式的违背妇女意愿的行为（如暴力，恐吓，威胁等）及不稳定的婚姻关系（大多已经准备离婚或者已经处于分居状态）。所以即使是在婚姻关系中，丈夫也应当尊重妻子的意愿，不可以采用暴力手段和妻子发生性行为。婚姻并不能掩盖暴力行为的违法性，“结婚”也并不等于“性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