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向我国三大运营商抛出的“最后通牒”，在通信行业和社交网络掀起轩然大波。一边是跨境通信业务的潜在重创，一边是国内网友“喜大普奔”的反常反响，这场看似简单的跨国监管纠纷，背后藏着的是国际博弈、行业痛点与民生期待的多重交织。
不少人看完新闻第一反应是“尴尬”：如果三大运营商能在14天内完成整改，证明反骚扰诈骗技术并非不可实现，那此前常年整治却收效甚微的现状，难免让人质疑“不是不能做，而是不想做”；可如果完不成整改，美国市场的直接通话通道被切断，跨境通信业务将遭受致命打击，甚至可能引发连锁的国际通信合作信任危机。
此次美国FCC的发难，并非无的放矢，而是瞄准了“反自动拨号骚扰数据库认证”这一具体环节。其官方要求明确：我国三大运营商需在14天内完成在美国反自动拨号骚扰数据库的认证，向美方证明自身具备有效的反骚扰、反诈骗电话技术能力；若逾期未达标，将直接禁止三大运营商接入美国电信网络，切断双方的直接通话通道。
为了给这份“通牒”找个合理的由头，FCC抛出了“国家安全”的大旗，声称来自我国的骚扰诈骗电话已经严重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与公民权益。这话听着熟悉，近年来美国在经贸、科技、通信等多个领域，都爱拿“国家安全”当万能借口，动辄对他国企业发起限制和制裁。
明眼人都能看出，这绝非单纯的“反骚扰治理”。当前全球通信市场竞争激烈，美国此举大概率是借反骚扰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试图通过限制我国运营商的跨境业务，维护本土通信企业的市场优势。毕竟在全球数字化浪潮下，通信网络的互联互通是核心竞争力之一，切断通道本质上就是一种贸易壁垒。
但不得不承认，FCC的这个“借口”，却意外戳中了国内民众的“痛点”骚扰诈骗电话，早已是我国民众深恶痛绝的顽疾。也正因为如此，不少网友在看到这则新闻时，非但没有指责美国“越界”，反而纷纷表示“支持”，甚至调侃“感谢美国出手倒逼整改”。
“每天3个骚扰电话起步，卖房的、贷款的、推销课程的，还有冒充公检法的诈骗电话，拉黑都拉黑不过来”；“明明办手机号时已经实名制了，为什么我的信息还是会被泄露？诈骗分子连我的姓名、住址都能说对”；“投诉了无数次，每次都是‘已记录’‘会处理’，但骚扰电话从来没停过”
打开社交平台，关于骚扰诈骗电话的吐槽随处可见。我国早在2015年就全面推行手机号实名制，初衷是从源头遏制骚扰诈骗电话，可现实却是“实名制成了信息泄露重灾区”。不少民众发现，越是实名登记，个人信息越容易被泄露，诈骗电话的精准度也越来越高。
这些年，相关部门也没少出台治理措施：三大运营商陆续推出骚扰电话拦截功能，工信部开通了12321举报平台，公安机关也持续开展打击电信诈骗专项行动。可效果却差强人意，骚扰诈骗电话依然屡禁不止。究其原因，核心还是“治理动力不足”。
对于三大运营商而言，骚扰电话的拨打方很多都是付费客户，尤其是一些企业客户，他们的通话费用是运营商的重要收入来源。如果严格拦截，就意味着要放弃这部分利润；而拦截技术本身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研发，对于追求盈利的企业来说，“投入产出比”不高。这就导致不少运营商的“反骚扰措施”流于表面，拦截不精准、投诉处理不及时，成了常态。
也正因为如此，当美国以“切断网络”为威胁，倒逼三大运营商拿出真金白银的技术能力反骚扰时，网友才会拍手叫好。在民众看来，不管外力来自哪里，只要能解决困扰多年的骚扰诈骗问题，就是好事。这种“反常支持”的背后，是对国内治理不力的失望，更是对安全通信环境的迫切期待。
有人说，这就是“西药见效快”的道理——外部强压之下，企业才能快速拿出解决方案。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不能简单陷入“外力优于内力”的误区。
首先，美国的强压本质上是霸权逻辑，并非真的为了“反骚扰”。正如网友所言，“美国自己也是电 信诈骗重灾区，怎么不见他们一视同仁审查本土运营商？”事实上，美国的电信诈骗案件数量常年居高不下，电话诈骗、网络诈骗的受害者遍布全球，但其从未对本土运营商提出如此严苛的整改要求。这种“双重标准”，本质上是利用自身的市场优势和规则制定权，对他国企业进行打压。
如果我们仅仅依靠外部压力来推动治理，不仅会丧失行业发展的主动权，还可能被他国以此为借口，在更多领域设置贸易壁垒。此次是美国，下次可能是其他国家，若每次都要靠“外力倒逼”，我国通信行业的国际化发展将举步维艰。
其次，“外力倒逼”只能解决短期问题，长期治理还得靠“内功修炼”。美国的要求只针对“接入美国网络”的通信环节，解决的是跨境骚扰诈骗电话问题，但国内民众日常面临的骚扰诈骗电话，更多来自本土。如果仅仅为了满足美国的要求，投入资源解决跨境环节的问题，而对本土的骚扰诈骗治理依然敷衍，那民众的痛点还是无法真正解决。
真正的治理，需要从制度、技术、监管三个层面形成合力。制度上，要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落地执行，严厉打击信息泄露行为，从源头遏制骚扰诈骗电话的产生；技术上，运营商要主动加大研发投入，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骚扰电话的识别和拦截精准度；监管上，相关部门要加强常态化监管，建立明确的问责机制，对治理不力的运营商进行严厉处罚，而不是“只靠投诉推动整改”。
不可否认，美国此次的“14天通牒”给三大运营商带来了巨大压力，但换个角度看，这种压力也可能成为推动我国骚扰诈骗电话治理改革的契机。
一方面，三大运营商可以借此次契机，全面升级反骚扰诈骗技术。不管是为了满足美国的接入要求，还是为了提升国内用户的体验，技术升级都是双赢的选择。目前我国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只要运营商愿意投入资源，完全有能力打造出全球领先的反骚扰诈骗技术体系。一旦技术体系建成，不仅能解决跨境通信的合规问题，还能有效提升本土的骚扰电话治理效果，挽回用户信任。
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可以以此为突破口，完善我国的通信行业监管体系。长期以来，通信行业的监管存在“重发展、轻治理”的倾向，对骚扰诈骗电话的治理缺乏常态化的硬约束。此次风波暴露了我国通信行业治理的短板，相关部门可以借势出台更严格的监管政策，建立“事前预防、事中拦截、事后问责”的全链条监管机制，让运营商从“被动整改”转变为“主动治理”。
更重要的是，这场风波也让我们看清了：民众对骚扰诈骗电话治理的期待，已经到了“零容忍”的程度。无论是企业还是监管部门，都不能再忽视这个民生痛点。此前，因为治理动力不足，导致“实名制”沦为“形式主义”，让民众失望；如今，有了外部压力和内部期待的双重推动，正是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时机。
最后，我们也要明确：反对美国的霸权逻辑，但不拒绝合理的治理要求。反骚扰诈骗是全球通信行业的共同责任，我国完全可以主动参与全球通信治理规则的制定，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包容的国际治理体系，而不是被动接受他国的“单方面通牒”。
14天的期限很快就会到来，三大运营商的整改结果备受关注。但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这场风波背后的民生痛点和行业改革契机。希望三大运营商能借此次压力，真正拿出解决问题的决心和行动，相关部门能完善监管体系，让骚扰诈骗电话成为历史。毕竟，民众需要的不是“外力倒逼”的短期效果，而是长期、稳定、安全的通信环境。
张梅律师团队的专业服务
张梅律师是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董事，从业16年，本人有近1000案的实战经验，张律师在刑事辩护、婚姻继承、合同纠纷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的法律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