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地区刑事案件认罪认罚率达到100%。单从数据层面看，这似乎是一份亮眼的“成绩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核心目标，就是通过激励嫌疑人主动认罪、真诚悔罪，节约司法资源，化解社会矛盾，实现案件的繁简分流。100%的认罪认罚率，看似意味着当地在落实这一制度上做到了“全覆盖”，司法效率达到了极致。
但稍加细想，这份“满分答卷”却让人感到脊背发凉。不少网友的调侃道出了关键：“心疼刑辩律师，嫌疑人都认罪了，律师还有啥存在感？”玩笑背后，藏着的是对司法公正边界的深层担忧，100%的认罪认罚率，真的符合司法规律吗？这背后又可能隐藏着哪些未被看见的风险？
首先要明确一个基本常识：冤假错案是司法实践中难以完全根除的客观存在。哪怕是司法体系最为完善的国家，也无法保证每一起案件都绝对公正。从聂树斌案到呼格吉勒图案，这些被纠正的冤假错案反复证明，刑事案件的办理过程中，可能存在证据瑕疵、侦查偏差、信息不对称等多种变量，嫌疑人也可能因恐惧、误解、被胁迫等原因作出不实的认罪供述。
而100%的认罪认罚率，恰恰否定了这种“客观性”。它传递出的信号是：当地所有刑事案件的嫌疑人，都毫无例外地质疑自己的行为构成犯罪；或者说，所有案件都不存在争议，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到无需辩解的程度。这显然不符合司法实践的客观规律。毕竟，即便是看似简单的盗窃、故意伤害案件，也可能存在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事实认定偏差等争议点。难道每一起刑事案件，都完美到没有任何辩解的空间？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更值得警惕的是，100%的认罪认罚率，可能正在消解“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核心原则。我国司法改革明确提出“以审判为中心”，核心要义是让审判环节成为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最终环节，让法官通过庭审实质化审查，确保案件质量。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协商性司法”，但这种协商必须建立在审判权的最终审查基础上，即便嫌疑人认罪认罚，检方提出量刑建议，法官也必须对案件事实、证据、法律适用进行全面审查，不能简单“照单全收”。
但在100%认罪认罚的语境下，这种“审查义务”很可能被弱化。当所有嫌疑人在提起公诉前就已认罪，检方的量刑建议成为常态，审判环节很容易沦为“程序性走过场”。法官可能会下意识地认为，“既然嫌疑人都认罪了，证据肯定没问题”，从而放松对证据确实充分性的审查，忽视证据中的瑕疵和漏洞。这种“未审先判”的隐性倾向，恰恰是冤假错案的温床。
现实中，已经出现过因过度依赖认罪认罚，导致证据审查不严的案例。有的案件中，嫌疑人因害怕不认罪会面临更重刑罚，被迫作出认罪供述，而检方和法院未能发现证据中的关键漏洞，最终造成错判。而100%的认罪认罚率，相当于把这种风险放大到了极致，一旦某个案件存在冤情，嫌疑人因为选择了认罪认罚，就失去了庭审中辩解、举证的机会，连最后的“翻盘”希望都被剥夺。这不是节约司法资源，而是在透支司法公信力。
对于刑辩律师而言，100%的认罪认罚率更是一种职业困境的缩影。刑辩律师的核心价值，不仅是为嫌疑人提供辩护，更是通过辩护权的行使，监督司法机关依法办案，倒逼案件质量提升。辩护权与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的相互制约，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
但如果所有嫌疑人都认罪认罚，律师的辩护空间被极度压缩。他们可能从“辩护人”沦为“认罪认罚的辅助者”，只能在量刑建议的细微差别上讨价还价，而无法对案件的核心事实、证据提出实质性质疑。当辩护权失去了制衡作用，司法机关的权力就可能出现膨胀，办案过程中的程序瑕疵、证据缺陷就难以被发现和纠正。这不仅是刑辩律师的职业尴尬，更是司法权力运行失衡的危险信号。
我们并非否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在司法资源有限的背景下，这一制度确实起到了繁简分流、化解矛盾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全国范围内的认罪认罚率稳步提升，这是司法进步的体现。但“提升”不等于“极致”，“高效”不能以牺牲“公正”为代价。
真正的司法进步，不是追求100%的认罪认罚率这种“数字政绩”，而是在效率与公正之间找到平衡。对于司法机关而言，更应该追求的是“认罪认罚的质量”，而不是“认罪认罚的数量”：比如，确保嫌疑人的认罪是自愿的、明智的，充分告知其权利和不认罪的后果；确保律师能够有效参与认罪认罚过程，为嫌疑人提供专业的法律意见；确保法官在审判环节不放弃实质审查，守住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
100%认罪认罚率的争议上，我们更希望这只是数据统计上的偏差，而非司法实践中的常态。公众的担忧，本质上是对司法公正的期待——我们可以接受认罪认罚率的高企，但无法接受“零争议”的绝对化数据；我们支持司法效率的提升，但更坚守“疑罪从无”“罪刑法定”的司法底线。
毕竟，司法的生命不在于“满分”，而在于“公正”。每一起案件的背后，都是一个人的人生、一个家庭的命运。对于司法机关而言，比起追求100%的认罪认罚率，更重要的是让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的检验、时间的考验，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才是司法改革的终极目标，也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
张梅律师团队的专业服务
张梅律师是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董事，从业16年，本人有近1000案的实战经验，张律师在刑事辩护、婚姻继承、合同纠纷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的法律知识。
